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国家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忧图乐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忧而忧，乃欲自乐邪?昔尼父任道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穷。虽不得位，唯世是从。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听，请竭始终：民吾同类，绥之匪易。遑遑齐鲁，棲棲宋卫。树伐蒲围，绝粮不继。车辙周环，曾莫少避。欲兴东周，拯我民瘁。是谓世忧，夙夜罔替;天下为公，道纪攸系。鱼烂已成，河决安治。伤麟曷来，叹凤不至。舍瑟长吁，反袂拭涕。述为彝经，表我王制。是谓道忧，唯恐沦坠。夫子法尼父者也，宜为二者深忧，乃欲自乐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纵戟横。千里萧条，土绝播耕。屍胔如山，悲风往还。鸟鸢见人，飞集树端。夫子不为之长恸，日欲开口笑乐，一何惑乎?……王公弗忧，四国不治;侯伯弗忧，庶政用隳;子男弗忧，名毁身随;士庶弗忧，菑害是罹。是忧者，群善之原，众德之基，修之则安，悖之则危，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君子终身以之，夫子奈何弃诸?”[1]223所以，宋濂的《诘皓华文》可以看成是他义无反顾地出仕，义无反顾地去南京辅佐朱元璋的宣言。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担任过浦江月泉书院直学的小官。三个老师中，他与柳贯的感情最深，而柳贯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虽然与宋濂居同邑，学同师，但心态与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时被召至幕下，担任了郡学学正,然他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忏悔情绪。我们可以从他在郡学中写的一些诗里窥见其心态，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写道：“卒岁囊无褐，为儒坐有毡。每因官俸薄，时动故人怜。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争如归去好，家在白云边。”[3]卷3最后两句，是他欲辞去郡学学正的托词。实际上，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好友宋濂离开郡学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心态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感情。在宋濂去南京的时候，戴良写下了《别宋潜溪》一诗，表达他依依不舍的伤感之情和对宋濂此去吉凶的担忧:“昨宵郡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违，可使须臾留。掩泣别故交，强颜逐前俦。未尝去乡邑，讵能千里游。金陵古帝乡，雄跨东南州。至今开甲第，奕奕居公侯。冠盖若云拥，车马细川流。厚禄不虚授，高才将见收。如何独多念，去去怀百忧。”[3]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