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与戴良在明朝建立后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诗文往来，但间接的往来还是有的。戴良在元末曾编有《九灵山房集》，间接地传到了宋濂那里，宋濂于洪武十二年十月为此书写了一则题识：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难矣。今世学者，喜为言论，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于戴先生叔能，论其文，言其承传所自，皆精当可征。予尝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学名当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为信哉。[6]卷首

　　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他于洪武十二年在戴良的文集后写下此则题识，想来对戴良也无害。“尝友于叔能”，这“尝”字，大可玩味。若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渝，定然不会用这个“尝”字。而“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似乎又是针对戴良发出的批评。

　　但不管怎样，对于戴良这种鄙弃利禄、抱一而终的气节和道德，宋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请看宋濂早年和晚年为戴良写的像赞及题识：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鹤鸣也;其气之温，光含辉潜，而充然如赤琼也;其文之昭，盆盎纷如，而古罍洗独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敛英毅而集众长，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盖智遍乎物，行饰乎躬，而学本乎诚者也。窅乎其凝者，以道为家;烨乎其泽者，振徳之华。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变;沛然而大肆者，又将畅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于困而亨，穷而泰，齐喜戚于梦幻，弃利禄犹泥沙，吾欲从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况可得而赞耶。余三十年间两赞叔能之像，辞各异焉，以见叔能年既高而徳愈进也。因令侍史并书之，前翰林学士金华宋濂记。[7]卷30

　　宋濂和戴良的最终结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宋濂的孙子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的事有连，朱元璋怒不可遏，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而宋濂被发配至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自经于夔州僧舍，卒年七十二岁。宋濂死后的第二年，戴良被征入京，一下子成为朝野的新闻人物：“国朝洪武壬戌以礼巾征先生至京师。即日召见，试文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会同馆。名公钜卿见无虚日，甚或以师礼事之。”(赵友同《戴公墓志铭》)[7]卷30戴良被征到南京后，朱元璋很想给他官做。但戴良怎么可能去做朱元璋的官呢?昔日的朋友宋濂等为朱元璋的有功之臣竟然得到如此下场，他若做一个“贰臣”，会有什么好结果呢?何况还有危素的前车之鉴!结果，戴良以忤旨获罪。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自裁于寓舍，卒年六十七岁。

　　考察宋濂和戴良的交游，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宋濂和戴良由于同乡同门的关系，他们之间曾经有很深的友情。但是，随着走上不同的仕途后，他们的友情也渐行渐远，这是时代造成的结果。同时，也与他们本身思想上的差异不无关系。(2)在政治上，应该说宋濂比戴良更有抱负，更有政治头脑，而戴良却更有诗人的气质。(3)宋濂在明朝建立后不去举荐戴良，也不去接济戴良，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成全戴良抱一而终的气节，才能保全戴良的性命。从深层次的角度说，宋濂还是深爱着戴良的，但戴良在当时很难领会这一点。(4)宋濂在像赞中对戴良的气节和道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不是出于友情，而是出于道义。如果将戴良换成别人，宋濂也会这么做的，这是宋濂的品格。

　　参考文献：

　　[1]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柳贯.柳待制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3]戴良.九灵山房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明抄本.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戴良.九灵山房遗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