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以上三个时段,另外三个时段的宋词“绝唱”数就相对低潮了。北宋前期创作“绝唱”的作家人数在六个时段中是最多的,共有11人。但由于这一时段尚属宋词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的创作态度还不够严肃,创作热情还不够高,创作手段也还不够丰富,因此11人只创作了14首“绝唱”。

　　南渡时期是第二个相对低潮期,只有李清照一枝独秀,一个人就有6首“绝唱”,使得这一时段的宋词“绝唱”尚属可观。六个时段中,南宋后期的宋词“绝唱”无疑最为落魄,只有5人的8首作品被誉为“绝唱”。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时段的填词大家太少,吴文英是超一流大家,但所填的词太过晦涩难懂,史达祖、刘克庄算得上是一流词人,但史词唯咏物而咏物,刘词走的还是辛弃疾的老路,与那些具有开创性的词人相比,终隔一尘;二是宋词发展至此,已是夕阳西下、盛极难继,作家们更多地是在技巧上找出路了;三是此期的词人多为江湖游士,填词往往成为进谒谋生的手段,自然难出大篇佳制。

　　(五)宋词“绝唱”的题材分布

　　宋词的题材非常丰富,据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的统计研究,宋词的题材类型约有36种。宋词绝唱的题材类型主要集中在以下18类:咏物28首,离情19首,家国14首,恋情12首,身世8首,怀古7首,风景5首,闲愁4首,相思3首,羁旅3首,闺情3首,节序3首,悲秋3首,伤春2首,送春2首,歌舞酒宴2首,宫词1首,春游1首。

　　在18类题材中,咏物词以28首绝唱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宋词。对此,其实明人早有体认,茅暎在《词的》中曾说:“词之咏物往往有绝唱者,诗则寥寥数作而已。”[4]

　　咏物类诗歌的绝唱是否只有“寥寥数作”未必然(杜甫一人就有13首咏物诗被誉为绝唱),从统计数据看,咏物词“往往有绝唱”倒是事实。六个时期中,北宋中后期和易代时期是咏物词绝唱最多的两个时期,分别有8首和7首。

　　以个人而言,王沂孙的咏物绝唱最多,有5首。此外,苏轼3首、姜夔3首、周邦彦2首、史达祖2首、张炎2首,都是创作咏物词绝唱较多的作家。

　　紧随其后的是离情类19首,家国类14首,恋情类12首。离情别绪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也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因为经历了靖康之乱和南宋灭国,词人们在这种悲剧时刻也用词来抒发家国兴亡之感,也写出了许多名篇佳什,以14首“绝唱”排名第三也就不让人意外了。词本来是以恋情为主要表现内容,但在这份榜单中,恋情类题材只以12首排名第四。

　　三、何为“绝唱”?

　　什么是“绝唱”?评论家们界定一首词为“绝唱”的价值取向是什么?通过观照词评家的只言片语,我们发现词评家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作品的思想内涵上讲要求意深情真。意与情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没有深厚的意味、真切的情感,也就不会产生优秀的作品。因此,词评家们在评价词作“绝唱”时往往将情意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如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一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卷二说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冠绝古今,托意高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温庭筠的《菩萨蛮》诸阕“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卷六评无名氏《鹧鸪天》(镇日无心扫黛眉)“语不必深,而情到至处,亦绝调也”等等,都是对情意的强调。因此蔡嵩云在《柯亭词论》中说填词“首重造意”,只有“于短幅中藏有许多境界,勿令闲字闲句占据篇幅,方为绝唱”。

　　只是意深情真还不够,意无尽而情绵长方为高境。“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5],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历来重视含蓄蕴藉,不能语尽意亦尽。词评家在评判“绝唱”时把情意的悠长作为一项重要标准,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说辛弃疾《水调歌头·盟鸥》“情味不尽”,评其《贺新郎·赋琵琶》《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于雄莽中别饶隽味”,就都是认为这些作品之所以是“绝唱”,乃是因为它们有余味,对读者来说具有无限可读性。

　　要成为“绝唱”,还要有原创性。陆机《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与李翊书》亦云:“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文学创作不能屋下架屋,文学家要有个性,这样才能自成一家,写出来的作品也才有可能成为“绝唱”而传之久远。词的创作同样如此,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中就说:“有创体,即为绝唱,断不容后人学步者。”因此,很多词评家把有独创性的词作视为“绝唱”,如张炎《词源》卷下评姜夔的《暗香》《疏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陈廷焯《云韶集》卷八说陈允平《秋霁·平湖秋月》“别于同时诸家,独有千古”,强调的也都是词作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