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位“绝唱”词人中,16位词人有2首或超过2首“绝唱”,另外32人则每人都只有1首。这32位词人,很多在词史上默默无闻,但我们要记住,这些词人的某首词作,曾经在某个时间获得过某位词评家至高无上的赞语,只不过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已。从今以后,我们至少应该将眼睛的余光投射到这些词人身上,因为正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中所云:“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

　　120首宋词“绝唱”中,有13位词人的24首词被不止一次称誉为“绝唱”,其中被称誉次数最多者是姜夔的《暗香·旧时月色》,高达6次。以下依次为:姜夔《齐天乐》(庾郎先自吟愁赋)5次、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4次、周邦彦《兰陵王》(柳阴直)4次、姜夔《疏影》(苔枝缀玉)4次、史达祖《双双燕》(过春社了)4次、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3次、章楶《水龙吟》(燕忙莺懒)3次、周邦彦《花犯》(粉墙低)3次、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3次、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3次、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2次、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2次、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2次、秦观《八六子》(倚危亭)2次、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3次、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2次、辛弃疾《贺新郎》(柳暗清波)2次、辛弃疾《贺新郎》(绿树听)2次、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2次、姜夔《点绛唇》(燕雁无心)2次、吴文英《莺鸣序》(残寒正欺病酒)2次、张炎《南浦》(波暖绿粼粼)2次、张炎《解连环》(楚江空晚)2次。这24首词中,除了辛弃疾的《贺新郎》(柳暗清波)外,另外23首都位居“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之列,其中20首还处于前100名的位置。

　　(二)宋词“绝唱”的发现者

　　是谁率先垂范开始用“绝唱”评价宋词?又是哪些词评家发现了如此众多的宋词“绝唱”呢?哪些词评家的评语最为公允客观?又有哪些词评家只是一时冲动的随意点评(抑或是慧眼独具)?结合表1我们可以逐一找到答案。最早用“绝妙”评词者为苏轼,他在《与章质夫三首》其一中称赞章楶的《水龙吟·燕忙莺懒》时说:“《柳花》词绝妙,使来者何以措词。”杨湜《古今词话》则是现存最早的用“绝唱”评词的着作:“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

　　赵万里《校辑宋金无人词》认为杨湜与胡仔同时,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已经称引《古今词话》,因此至少《古今词话》一书成书要早于《苕溪渔隐丛话》。所以虽然胡仔是宋人中最热心用“绝唱”称赏宋词者,但从时间上考量,杨湜应该是更早用“绝唱”评价宋词的人。《苕溪渔隐丛话》既然称引了《古今词话》,胡仔说不定还是受杨湜的影响呢。

　　120首宋词“绝唱”中,有23首是由15位宋代词评家发现的,他们分别是:胡仔5首(3首进入经典前50,1首进入前100),张炎3首(10、12、103),杨湜2首(33、243),黄升2首,潘子真1首(17),袁文1首(24),张侃1首(104),张表臣1首,苏轼1首(74),张端义1首,吴幵1首(22),周密1首,吴曾1首(107),岳珂1首,邓牧1首(118)。23首词作中,有11首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100名,16首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前300名。胡仔和张炎是宋代两位最高明的发现者。胡仔共评价5首宋词是“绝唱”,其中4首分列“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第1、4、43、55名,张炎评价的3首“绝唱”都属姜夔词,这三首词在“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中分列第10、12、103位,可见他们眼光独到,评选出来的“绝唱”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成为经典名篇。此外如苏轼、杨湜、潘子真、袁文、张侃、张表臣、吴幵、吴曾、岳珂、邓牧提出的“绝唱”也都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的行列,属于善于发现型的词评家。

　　正所谓“词衰于元而亡于明”,元明两代的词评家发现宋词“绝唱”的成就要远逊于宋、清两代。整个元代只有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评价了夏竦《喜迁莺》(霞散绮)一首词为“绝唱”,并且这首词没有进入“宋词三百经典名篇”,也就是说这首词在千年接受史中并没有获得大众的青睐。明代共有4人评选出了7首宋词“绝唱”,分别是杨慎2首(6、219)、沈际飞2首(2、31)、茅暎2首(3、15)、潘游龙1首,应该说明人的品鉴眼光还是不错的,他们评选出的7首“绝唱”中有6首进入了“宋词三百经典名篇”,其中“十大金曲”中的第2、3、6名都是率先由明人评价为“绝唱”的。只是明人参与评选的人数不多,热情也不够高,因此和宋、清两代比较起来就显得成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