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仿生不仅影响建筑空间，还衍生出经典的建筑构件。西方五大古典柱式和中国传统的木作斗拱，皆源于对人体的艺术化抽象。以人体充当建筑结构的现象，可追溯到史前建筑奠基的人殉陋习。人像柱即是这一陋俗的遗痕，用以替代真实的杀殉，并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结构形式，兼具巫术装饰和力学承重的双重意义。

　　在《建筑十书》中维特鲁威结合历史又补充了负重惩罚一说，其中以异族女像柱最为代表，但已脱离了人祭的僵直模式，以微曲的体态完美地诠释了女性的婀娜与端淑。在希腊主流文化的颂扬下，人体造像成为不可或缺的建筑装饰手法，人像柱也成为西方古典建筑的构件之一。

　　至文艺复兴时期，具象的柱体经高度抽象定型为五种样式：多立克柱线条刚劲，对应男子的身形，爱奥尼柱是女子身形的模拟，科林斯柱神似少女的曼妙身姿，另有朴实的塔司干柱和混合式柱。

　　人像柱与建筑风格的协调，共同构筑了完美的结构图式。中国建筑史，也经历了由“人牲”到“俑”再到“人像柱”的仿生衍化。殷墟入口的武士遗骸被视为门神的早期形式，而最早的人像柱实物却罕有保留，只在汉画像中略有记载，如武氏祠的大力士石刻柱，是以手和头承托屋顶的写实人物，其体态侧曲，富有张力；四川柿子湾汉墓的人像柱，是典型的汉代服饰特征，其手法写意，身体正立，两臂呈对称托举，已初具立柱的态势；至汉魏时期，形象渐趋抽象，两臂演变成曲拱，手与头成为斗拱的升和小斗，胸部成为栌斗，手腕关节成了斗下的皿板，此时，斗拱的基本型制初见端倪，已脱离人形束缚，转变为具有人体造型和机能特质的建筑构件；而层层相叠的斗拱，其铰打叠斗的构造实质上是对人体脊柱的仿生，有“层栌”之称，虽然单元个体精小，但作为最关键的力学支撑组件，它以精妙的构成发挥极大的承托作用，并突破自身结构价值，兼备缓震消能的重要意义，富有老子“以柔弱胜刚强”的哲思观念。

　　东西方人像柱经由相似的演变过程，抽象为各具特色的建筑符号，二者对人形、人性的艺术化传达，及其与建筑的协调、功能的维护等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谓殊途同归。

　　三、建筑模数化基于对人体科学比例的度量仿拟

　　人体仿生的建筑研究，除了对表象和机能的借鉴之外，还包括对最具和谐因子的人体美的“数”的探知和运用。古希腊人认为人体是世间最完美的比例，符合“黄金分割”律，并集平衡、对称、优雅和力学于一体，堪称万物的尺度。而且各部位之间存在鲜明的模数关系，手足就是重要的模量标准，并由此推衍出基本的计量单位，如以手足为依据的十数、十进制，以及以足命名的英寸“Foot”。因此，维特鲁威郑重提出了将人体规律投影于建筑的观点，认为建筑的细部和整体均应服从于特定的模量，实现结构和视觉的静力平衡。

　　他绘制了一个理想的人形图式，以精准的数据诠释人体各部位间的神奇定律，并建立了具有几何学特征的古典建筑型制，以立柱直径为模数单位的雅典帕提农神庙，就是这一体系的历史范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师们，更是深入探求建筑量度与人体的对应，丢勒研究并确立了26种人体比例关系，达·芬奇绘制了方圆契合的“维特鲁威人”，成为西方建筑设计的重要准则和方法。而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则结合个人建筑实践和科学的图式分析，系统梳理了建筑与人体的数理关系，创建了“勒氏模数尺”，体现了基于古典主义人体类比思路的建筑理论成果。

　　他的《模块化，人体比例的和谐度量可以通用于建筑和机械》，对现代建筑的标准化、工业化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模数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同步，从原始人以手的虚空形态选择卵石开始，手就是最基本的模数单位了。《风俗通义》中“步始于足，足率长十寸，十寸则尺，一跃三尺……再跃则步”的论述又肯定了足的模数地位。

　　《考工记》则将这一概念延伸为人与物的关系，即以“八尺”身高的.人作为模数推定一切实用器物、建筑空间及构造的测量单位。总之人被视为衡量一切的尺度，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