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确定性程度。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其战略的初始依据,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宏观环境,现有的竞争者、潜在竞争者、供应商的势力、消费者的势力和替代品等产业环境,这些外部环境会影响企业内部运营活动。

　　除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以及随之产生对企业能力要求之外,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企业内部员工。由于员工脱离不开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假设,对企业来说,员工既是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活跃的最大不安定因素。使用企业制度来规范变化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各项资源、规范员工的思想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是高昂的。所以,关键是要培育一种自动运行、自我规范的制度安排,让它来应对这些不确定性,这种机制就是优良的企业文化。

　　再次,交易次数。不同专用性程度资产的交易次数不同。企业普通人员从事易于监督的工作,与他们之间的合同条款比较具体,易于用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所以各合约方与其签订的合同次数较少,普通员工流动率也较大;但是,高层脑力劳动者处理非程序化决策,他们的工作难以监督,各合约方欲与其维持这种不完全合同,以及使合同的交易成本较低,不得不进行多次交易,不断沟通,合同也要不断地修正。企业文化可以维持并不断修正这种合约,让员工强烈地感觉到企业文化,而且深度习惯于这种企业文化,成为约束其“跳槽”的手段,从而,这些脑力劳动者也愿意主动配合进行合约的修正。

　　最后,价值观念。除了以上经典的交易成本影响因素外,企业内员工价值观念的一致性也会影响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本。所以,未来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更多考虑的是员工价值观念的融合、转变的成本,企业需要根据这些成本平衡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