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墨家的义利观
墨家的开创人墨子以为:“义者，利也”(《墨子?大取》)，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求利即是谋义，取利即是尚义。
      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准绳, 所谓“兼爱”，就是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墨子强调人们要爱人如己，人们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能这样爱人如己，就会“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在此根底上的“交相利”准绳是“兼相爱”准绳的详细反映和施行，“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从而进一步强调利不但不非义, 而且义利并行，即“义”与“利”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墨家的义利观上升为治国方略则认“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乐》) ，这里的“利”是“公利”也即“义”，所以墨家的义利观是树立在把利国利民之利视作义的根底上的, 把个人私利与整体利益相分离，把“利天下”的公利与义同等起来，把道德评价的规范与行为能否有利于别人和社会分离起来，它强调忘我无私，利人利国，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完成大同的社会道德理想。

五、法家的义利观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崇法尚利，供认因阶级等级不同而有不同的“利”，强调统治阶级要明于公私义利之分，举公而不纵私。韩非子指出“古者仓领之作书也, 自环者谓之私, 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领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子?五蠢》)所以，“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韩非子?八说》)，真可谓“ 君臣之利异”(《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为此，统治者“必明于公私之公，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韩非子?饰邪》)，同时韩非子又指出追求义利是人之本性，人总是“难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利者, 所以得民也”《韩非子?诡使》，“利之所在, 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在上》。而利有“大利”、“小利”之分，由于“顺小利, 则大利之残也”《韩非子?十过》，所以，人不能“苦小费而忘大利”《韩非子?南面》，而要“出其小害计其大利”《韩非子?八说》，并进一步“虑其后便，计之长利。《韩非子?六反》。所以他们求利之心比任何一个学派都激烈，而且在法家这里的利就是一种详细的利益，法家义利观是对道德肉体价值的放弃，对物质利益的高度注重，以至把人物质化，这样的思想在一定水平上能够促进社会的开展，但是从久远的看来，必然会把社会的道德引向陌路，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义利观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强调重义而轻利，这就在一定水平上无视以至否认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请求，带有浓重的道德蒙昧主义颜色，但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表现了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顺应了自汉代以后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度需求；道家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能够看作是一种“绝义弃利”的义利虚无主义；而墨法二家强调是义利上的分歧性、对等性，以为利他即利天下，义是整体利益的请求也是利人的最终目的，所以儒家与墨家法家义利观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虽然各有偏重, 详细内容不同, 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体与整体、个人私利与社会公义的`关系, 都是为处理理想社会义利矛盾而提出的道德对策，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可自创的思想文化遗产，就某些方面来说，关于当代中国特征社会主义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六、先秦儒道墨法家义利观的现代意义
      变革开放以来，我国停止了深入的社会革新，正处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的重要时期，私利和公利，个人利益和国度利益，物质文化和肉体文化建立等问题都显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