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步入哲学的世界，才发现先辈早已对此问题有过思考和回答。梁漱溟先生晚年曾对“这个世界会好吗？”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儒家、佛家这些缤纷绚烂的思想让我明白原先世界的提高、人类的发展背后存在着这些更为本质的东西，他们让我重新相信人类礼貌的伟大内涵，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先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训诫。也正是此一时期，儒家开始在我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和儒家的魂牵梦绕也就此开始。

　　然而，步入山大研究生的学习阶段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社会矛盾、民间疾苦，这些问题进入到我的视野，打碎了我关于“格致诚正”的迷梦。让我开始从头审视自我的大学生身份，我第一次明白，原先那些人间的疾苦，你不看，并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学术，从来不是自以为是设置一个目标而向其进发，所有的学问如果不能够以人及其幸福为旨归，那么至多可是是自我陶醉的象牙塔里的猎奇活动。儒家也是如此，宋儒所谓“天地生生之仁”、“为生民立道”，至此才始知此一语分量之重，才明白自我的难堪重任。

　　早在两千年前，夫子就曾言“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这个问题如今依然摆在我们面前。这或许并不是当政者或者学者们的本意，然而应对这样的现实，应对那些吃不饱饭、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弱势群体，恶劣的社会环境，严苛的言论制度，这些都让我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退回到故纸堆里，看似皓首穷经，实则偏安一隅。我对自我感到惭愧，我明白，我能够坐在那里安心完成这篇后记，某种程度上归功于我是这种不平等的受益者。在这个各种学问都有可能沦为权贵装点门面、资本灌注鸡汤的年代，儒家也不例外，我无力反驳那些“得一查焉以自好”之学，所能做仅有为某些儒家身上所失去的忧患意识一哭，哪怕这种忧患带给个体的仅有无尽的烦恼和痛苦挣扎。

　　回到这篇论文本身，犹记得澳洲学者文青云在其《岩穴之士》一书序论中所说，大学某种程度上即是一种隐居的生活，能够让他摆脱各种俗世的干扰而专心致志完成研究。这对于我们何尝不然？在着手写作之前，并未意识到个体的思想在大环境中的挣扎与纠结，然而当深入到时代之中时，才深深感受到时代巨变之中先贤们灵魂深处的孤独。在写到“夫子怃然：鸟兽不可与同群”之时，那种独立于苍茫的失落感几乎让人垂泪，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存在的问题，每一个人也都要应对这些问题。

　　妄图去还原思想的路径是危险的，这尤其体此刻对于庄子的感悟中，总有一不细心滑入郭象这一深渊的趋势。论文虽已完成，我至今也不敢妄语自我是否真的就曾窥见先贤们的思想门径之一二。多数时候仍然可是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将他人的思想和解读重新玩味一番罢了。而对于先秦的隐逸者群体，自认为这篇文章所做的仍然不够，我还没有打通和隐逸者之间能够对话沟通的桥梁，所写的仍然可是是雾里看花，相对于他们，我仍然是个被拒之门外的局外人。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仍然不断自问：隐逸真的有价值吗？会不会从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错误的？以至于有几次都几近停笔，如今依然对于这个问题不敢给出自信或满意的答案。然而我仍然想在此表白自我的初心，那就是隐士群体的存在绝不是偶然，它是某种社会机制造成的。我们的社会终归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都应当在其中拥有属于自我的位置和权利。这些人是被排除在外，还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存在于以往的帝制社会当中，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期望隐逸能够对于我们今日的生存焦虑和危机以启发，毕竟它曾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给予无数人的精神以安顿。当然，这种启发在今日看来有可能是消极的……

　　这篇看似不够哲学的论文，许多还只是自我不成熟的想法，各种问题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是否能够经过对于隐士群体的研究，来引申出一种力量，借由这种力量来打破我们为自我人为设立的限制，消解掉我们狂妄自大而又愚蠢的中心主义？真正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的占有自我的存在，一个挺立其自我生命的主体，而不只是他人存在的客体？遗憾的是，哲学不能供给面包，我仍然应对着和所有人一样的困境与困惑。在此抛砖引玉，以期之后者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深。实现真正的“为天地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