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 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 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 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 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 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 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 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 ‘‘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 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 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 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 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 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 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 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 难题和问题上来。1 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 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 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 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 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 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 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 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 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 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 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 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 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 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 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 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 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 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 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 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 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 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 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 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 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 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 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 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 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 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 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 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 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 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 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 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 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 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 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 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 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 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 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 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 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 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 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 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 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 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 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