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庭审

　　与其他国家机关一样，法院的上班时间为8：00及14：00，而开庭时间一般会在上班后的半个小时后。因此在这半小时中，处事老练的诉讼代理人更多的时候被人们称作律师会到门口挂着当事人止步的办公室和主审法官寒暄一二，于是民庭里显得一团和气。县里的律师业并不发达，仅有的几家律所就开在法院的对门。虽然有律师加盟的案子并不多，但听说收入颇丰。开庭前主审法官会提前研究一下卷宗，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几个推断，找出审理中需要注意的疑点，所以此时双方交来的材料就已经开始发生作用。

　　开庭了，也许是我经历的案子太小，法庭就设在一间办公室里，没有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威严气派，气氛也不是很紧张激烈。法官的与神秘并不明显，而我以为他们会穿上庄严的法袍这可是贺卫方教授推动司法改革的一个成果。据他们解释，那样会十分麻烦，而且你可以想象夏天在一个连电风扇都没有的屋子里穿上黑色的法袍是什么滋味。确实，在这样一个近乎谈话的庭审氛围中，加上一件西洋味儿十足的法袍有些不伦不类。庭审中基本是法官在掌握主动权，他问什么，当事人回答什么，很少有自己主动发言的机会，有时还会遭到法官的训斥。课本里讲到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法官不必中立，甚至无法中立，那样的话，程序无法顺利进行。实习期间，法院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多适用简易程序，特点是将普通程序上的内容大幅简化，庭审时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判，我一个人作为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使用此程序时法官会当庭声明不受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的约束。先撇开此种审判方式产生的程序正义的问题，程序能否与现实相符也是程序是否实用之所在。

　　我担任书记员时，一个重大的难题就是速记，虽然不用当场电脑打字，但对我来说手写也是挑战。书写判决书时，还算得心应手，实在得感谢当初民事诉讼法和律师实务与律师制度课上学到的东西，毕竟练过几回，老师也重点强调了各类文书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避免了不应有的尴尬。判决书在打印完成后，还要经历一番苦难才会送达到当事人的手上。首先要到文印室复印十余份（考虑到当事人存在上诉的可能），之后去机要室逐份盖章。一般而言，判决书都会是几页构成的，因此需要将那一摞有了字迹的复印纸人工粘成可按份计数的东西。

　　法在乡下

　　法官和法律看起来是颇有威望的，庭审中当事人经常会说：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个公道。记得有句话叫涉及到利益时，农民要比立法者聪明几百倍，实习中对此有了感性认识。他们一眼就看透了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权力的体现，他们崇敬的不是法律自身，而是支撑其的权力。因此他们不会关心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诉讼要有哪些准备，他们只需要一个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论这个权力是法律或其他什么东西，也无论可以利用这个权力保护的利益是合法或非法的。回想起那些行政权无视司法权的让人笑不起来的案件，看来权大于法的中国法律传统还在继续个人依赖于一个权力来替个人解决各种问题，而不是群起权界的观念负起自我维护权力的责任。从人类历讲，这种心态似乎往往与专制政治密不可分。人们对某些东西过于依赖，于是当发现一直慈眉善目的它突然变成洪水猛兽的时候就只能束手就擒，这在人类的历屡见不鲜。

　　前面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法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人们的法律意识与观念加强了许多，但传统文化的影响挥之不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被认为是最终的和不名誉的。更多的时候，人们把诉诸法律作为一种警告或要挟，口头禅而已，当真正要走上法庭时，谁也不心甘情愿。一次庭审中，张法官履行程序，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被告断然拒绝，理由是他没和我商量就把我告到法院了，没啥好调解的。一年官司十年仇的说法在课堂里是听不到的，但并不代表其不存在。的确，法律途径只是解决人际间矛盾的方法的一种，由于对法律自然的敬而远之的心理，如果出现一种不会使人产生抵触就可以与法律起到相同的效果的权力，还有多少人会去选择法律？

　　有一次去乡下送传票，更使我记忆犹新。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加上司机一行四人，到县北马村给一对中年夫妇送通知开庭的传票，传唤他们按时到法院参加诉讼。他们早已知道自己被告了，但死活不肯签收传票。我们解释说，签收并不一定要到时参加诉讼，更不意味着你们败诉。又把村支书请来做工作。当时在场的还有被告二十多岁的儿子和儿媳，他们竟也和其父母一样，固执的认为如果签收就意味着承认败诉。他们不知道用法律来解决纠纷是一个更需要当事人参加的过程，没有当事人参与便没有诉讼结果。他们以为，案子已经在法官那里了，事实的调查、举证、如何判决全仰仗法院一方，当事人无需过多参与，只需要等一个裁判结果。本来应是消极的法官和积极的当事人，在他们的眼里反而倒转了。但是他们又不相信法官的与公正，他们认为肯定是原告已经走了后门才使他们败诉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们的司法官们。法治的实现当然要靠制度的建设，但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意识与观念的转变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