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各方参与，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参与，齐抓共管。要健全完善全县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妇联、团委、关工委，教体、卫生、公安、民政、财政、文广、农业、司法、人口计生等部门单位的职责，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保证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5.落实留守学生管理的领导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留守儿童教育和管理的领导，要建立组织、刚化措施，扎实开展留守儿童工作。要充分发挥村（居）基层组织作用，建立村组干部对留守学生教育和管理的责任制，建立村家教咨询站、家教服务站。要建立特困生资助制度，多方筹集资金，建立贫困学生基金会，广泛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建立健全检查考核机制，把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力争通过3-5年的努力，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有教、监护有人、生活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地”的工作目标，真正实现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留守儿童调查报告3000字(第54页) 篇18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聚集。这既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然而，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限制，农民工的“空间城镇化”并不代表身份的市民化，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享受和市民同等的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和福利作为一种社会屏蔽机制依然在起着身份区隔的作用。同时，受制于家庭经济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城市社会排斥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他们在流动过程中作出了携带或不携带子女进城就学的家庭决策，从而形成了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随迁子女问题主要表现在入学机会、就学途径、经费保障等方面，问题显而易见且相对紧迫，同时他们的空间流动会对城市教育资源分配形成冲击，触及了相关主体的教育利益，因而更容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也较早成为政策议题。而农村留守儿童则主要表现为安全、生活、学习和心理问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较少直接触及其他主体的利益，自然难以形成“利益冲突式“的社会关注效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相对滞后，留守儿童作为社会弱势和弱小群体，作为家庭结构肢解化的承受者，作为中国城镇化不完全发展的代价承受者和衍生现象，理应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据全国妇联课题组XX年报告，由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0%,占全国儿童的21.88%[1]。和第五次人口普查估算的2443万留守儿童数量相比，[2]十年间约增加了1.5倍。农村留守儿童呈现出数量多、增长快的态势，可以预见，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征途中，农村留守儿童将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

　　当前，学术界对农村留守儿童多持“问题化”的研究进路，存在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夸大化、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倾向，把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本文以浙江省、山东省、重庆市、四川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10省(市)9448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为样本，通过统计和推断方法，整体把握农村留守儿童特征，摸清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状况的真相，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在身体、心理和学习等方面的差异，科学判断农村留守儿童的总体态势，为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现实和潜在问题提供有效的实践应对策略。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对于“留守儿童”的认定标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父母外出的结构，即双方均外出还是仅单方外出;二是父母外出的时间，即不能与子女见面的时间为半年以上还是一年以上;三是留守子女的年龄，即是18岁以下还是15岁以下或者12岁以下。我们这里所呈现的数据是父母至少一方外出、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在义务教育学校读书的儿童。为了全面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我们把留守儿童分为三类：一是父母双方外出的完全留守儿童;二是父母一方外出的半留守儿童，其中包括父亲外出留守儿童和母亲外出留守儿童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