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广泛开展少先队“手拉手”爱心行动。近年来，全省各级团组织积极开展“春风行动—关爱农民工子女一日游”和“共享和谐—红领巾‘手拉手’爱心行动”等主题活动。各地团组织结合实际，通过捐助现金、衣物、玩具、学习用品，少年儿童自己动手制作“爱心包”，协调各类培训学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计算机免费培训等方式，为农民工子女送温暖。据统计，XX年以来，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共捐款、捐物累计达50余万元，与农民工子女结对4000余对。“手拉手关爱流动留守少年儿童”活动得到了全省各大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黑龙江省电视台、黑龙江省广播电台、黑龙江青少年网、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晨报、黑龙江经济报、生活报、哈尔滨日报和市地有关新闻单位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关注农民工子女的良好氛围。

　　五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依托各级青联、学联组织的“三下乡”活动，积极开展“师范类大学生与农民工子女1 1共享蓝天”志愿服务活动，多次组织由青联委员和在校博士、硕士、大学生们组成的“三下乡”志愿服务团深入乡村开展社会实践服务活动。服务团的医学博士们为农民工子女进行义诊，组织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给他们带去了知识和欢乐。心理专业志愿人士为“留守少年儿童”进行心理辅导，针对“留守少年儿童”在生存、保护、发展和参与权利等方面遇到的诸多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牡丹江团市委与《牡丹江晨报》联合打造了“志愿义工周末有约”品牌项目，先后开展了与农民工子女儿童牵手、大手牵小手农民工子女走进大学、捐建农民工子女图书室等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化募集资金25万元，服务群众2万人次，服务时间超过5万小时，使志愿精神深入人心。

留守儿童调查报告3000字(第5页) 篇3

　　一、监护人调查

　　调查中，我们走访了 名监护人，其中男性 名，占 %；女性 名，占 % ，%。职业方面， %的监护人为农民；年龄结构方面，监护人的加权平均年龄为 岁，其中60岁以上的监护人比例高达 %，70岁以上的达 %；婚姻状况方面， %，的监护人配偶健在， %的丧偶寡居；监护人与留守儿童的关系方面， %的监护人为留守儿童的（外）曾祖父母或祖父母，监护人为亲戚的多是与留守儿童父母同辈的成年近亲属或者朋友。

　　在对监护人的调查和访谈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与留守儿童父母方面相同的问题，对于高龄监护人，还有以下特殊的问题：

　　（一）监护人自身精力和体力的不支

　　在农村，加权平均年龄为59.29岁的监护人无论是在精力还是在体力方面，基本上是一个生活只能自理的群体，让这个年龄段的人监护儿童，对其而言实为力不从心，只能勉为其难地照顾留守儿童的基本生活；更为甚者，我们在实际走访中还发现了一些留守儿童反过来照顾监护人的“反监护”案例。

　　（二）监护人对儿童教育的误解与矛盾心理

　　调查显示 %的监护人认为必须让留守儿童完成义务教育，其中 %的监护人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 %的希望儿童将来能上好的大学。即便如此，仍有 % 的监护人认为“孩子只要读完书能识字将来能在家劳动就行”。此外，在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状况和关注程度上，仅有 % 的监护人表示对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比较了解；在监护人与儿童的日常聊天中，学习的话题占 %，其次分别为要听话、注意安全和吃饭穿衣方面的问题；在监护人对留守儿童最担心的诸多选项中，对男孩和女孩的学习关注度分别为 %和 %

　　为什么监护人在对儿童的期望、接受教育的态度和对儿童学习的实际关注度方面有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呢？我们在与教师、监护人、父母和村干部的访谈中找到了一些线索：一方面，监护人与父母一样对学校教育和自己的职责有着同样错误的认识和消极的态度。大多数的监护人认为其主要责任就是照顾好留守儿童的生活，至于学习那是学校应该管的事，道德教育尽管他们也可以管，但主要还是儿童父母的责任。另一方面，留守儿童成长和生活在童的监管和学习辅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用监护人的'话讲就是“不好管”；再加上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的大多是一男一女，父母家长“对他们都看得比较金贵”，这也使得监护人在对儿童的管教和督促上有所顾忌。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监护人转而将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儿童的生活、健康和安全上，而对儿童教育上的问题有所顾忌和回避，以便在其父母回来时能毫发无损将孩子交还，自己也“好交差”。这正如一位监护人（爷爷）在访谈中提到：“如果他（留守儿童）爸妈因为他不听话打他，可能没事但如果我们做爷爷奶奶的也打他，他可能会有想法。他会想我们又不是他爸爸妈妈，不该打他，会反感。其实我们都上年纪了，也不能过分担心孙儿孙女。也总有个顾忌，不能给他们留下个坏印象。”这在对监护人所自认为比较难处理的事项调查中也得到了应证：监护人认为其感觉较为难以处理的首要问题分别是成绩不好、孩子严重受伤、不听话以及受到人身伤害等，由此可见，监护人对儿童教育的错误认识以及其在留守儿童教育上的矛盾心理，使得监护人不太积极地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对于亲戚类型的监护人而言更是如此—尽管他们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最为朴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