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罗伯特·帕特南有一本经典著作《独自打保龄》。这本书的研究议题很宏大，讲美国的民主状况，但是他的研究切入却很窄，与托克维尔大相径庭。

　　帕特南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与公民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主运作出了问题，那么，从根本上说，一定是公民社会先行出现了不良症状。帕特南独辟蹊径，通过观察人们的社区行为，比如打保龄球，来审视公民社会的状况。他发现，托克维尔当年观察到的社区生活正在逐步衰落，公民参与的热情度下降了，投票率也下降了，那些喜欢结社、过组织生活、热心公益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不再愿意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生活，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独自打保龄，就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因此，其结果就是美国人的民主参与正在日趋衰落。

　　参考文献：[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四，发问要敢于质疑。学术无禁忌，一定要敢于打破常识，敢于挑战定论。只有如此，才有学术进步与理论创新。

　　比如，谢宇等人在2010年在AS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质疑了人们的一个常识。人们通常认为，那些更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人，读大学会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也就是正选择(positive selection)过程。但是，谢宇等人却发现，读大学恰恰是一个负选择(negative selection)过程，也就是说，那些更不容易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其实从读大学本身获得的教育回报反而更大。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那些没有通过社会选择门槛的人，实际上反而是最需要进入大学，那些轻松迈过门槛的人，其实不读大学，照样可以有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上升途径。

　　就拿发文章来说，那些更容易发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有了教授、博导头衔的作者)，恰恰反而更不需要发文章，而那些发不到核心期刊的作者(比如年轻的学者、博士生)，其实恰恰更需要这些文章(评职称、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