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问题学术化

　　很多作者不太懂得学术研究与横向课题之间的区别，往往直接将课题结项书拿来投稿，结果当然很不理想。

　　横向课题研究提问题时，通常会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喜欢使用政策性问题作为研究发问，比如，怎么才能让“钉子户”不上访?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放在学术语境下，这还算不上一个好的学术问题，因为它没有及时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学术研究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而必须能够揭示一个社会因果机制。

　　那么，如何才能揭示一个社会因果机制呢?答案就是类型化。

　　学术读者不是为了听你的故事，才看你的文章，他们是为了获得一类问题的学术答案，他们还希望听听你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如何回答这个故事代表的那类问题。所以，上面的问题可以这样问：“钉子户”上访的社会动力机制是什么?

　　研究发问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还要能够追问这个问题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只有通过这个类型学的考察，你的故事才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真正成为理论的“论据”。

　　实际上，你应该暂时搁置你的现实问题，而专注于现实问题背后的理论回答。假如你能够将这一类型的问题做一个理论性的系统回答，解决对策也就自然而然，浮出水面了。如果你已经探寻出“钉子户”上访背后的社会因果机制了，难道还不知道怎样防止他们上访吗?

　　三、学术发问的几个原则

　　第一，发问必须直抵要害。发问如杀鸡，要找对血管，一刀封喉。

　　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喝完酒，他找了代驾。这个朋友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且已经财务自由，因此我好奇：为什么你不请一个司机，而是找代驾?

　　于是，他跟我讲起养一个司机的各种附带问题，包括你要处理与司机的关系，承担司机的其他支出，而且司机还不一定随时有空，等等，但是代驾不仅能够解决即时性问题，而且还没有那些额外的成本。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请代驾还是请司机的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一个组织与市场的选择问题：请司机是一个组织手段，而请代驾则是市场手段。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科斯(Ronald Coase)，科斯精辟地指出：假如市场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的经济问题，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组织呢?就好比如说，假如你每天都可以喝到新鲜的牛奶，何必非得自己养一头奶牛呢?

　　威廉姆森后来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实际上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威廉姆斯的说法，由于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投机性倾向和小数现象，交易双方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当市场的交易成本过大时，人们可能就会考虑市场，比如，很多大型公司会采取吞并自己的交易伙伴;而反过来，如果组织的交易成本过高的话，人们就会考虑市场外包的方式，比如，现在很多公司都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

　　参考文献：Williamson，Oliver E.，Market and Hierarchies，New York：Free Press，1975。

　　第二，一次只问一个问题。论文与散文的区别在于：论文是高度提炼过的，必须高度聚合。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中心，就像一个军队只能令出一门，君命甚至都可以不从。

　　比如，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这篇文章的研究问题异常凝练，翻译得通俗一点就是：时间去哪儿了?通篇文章干净利落，高度整合，一直围绕着研究发问组织行文。摘要如下：

　　时间荒是生活压力的一种体现，是一种令人不适的日常体验，并构成一个社会问题，但国内却鲜有关于时间荒的研究。美国学者斯戈关于时间荒的理论具有借鉴价值，但却难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时间荒的根源。有鉴于此，时间荒理论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加以扩展。事实上，除了斯戈所说的劳动制度和消费主义文化，中国人的时间荒还有三个根源：第一，城市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飙升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脱节;第二，制度无效率导致无效时间的大量增加;第三，中国的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使得时间荒现象成为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层为全球不平等所付出的代价。

　　第三，研究问题小中见大。很多作者喜欢高大全的提问方式，这样的提问方式很有抱负，也很诱人，但是却让研究难于聚焦，通常的结果就是空对空，通篇论述都悬浮在空中，并不能提出有效的社会因果机制，更不能打动读者。好的研究问题一定是能大能小、能上能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