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