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商事通则》之立法渊源厘定

　　《商事通则》立法渊源的厘定是确定规范商行为法律约束力来源的重要参考。作为商事活动开展与进行的重要法律依据，《商事通则》的立法渊源与民法渊源在法律性质与外在表现形式上趋于一致。当然，这样说不是要求《商事通则》机械照搬民法规范的立法渊源，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商事活动的具体运作形式与商事法律规范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厘定。世界各国对于商事立法渊源的确立与司法实践并不统一，现代商法渊源的认可度与承认度也存在差异。就我国《商事通则》之立法渊源厘定来讲，除了吸收传统商法立法渊源之商事制定法、商事判例法、商事习惯法和商事理论学说在商事活动中商事关系处理与商事法律适用中的指导作用外，还需要建立以商事组织意思自治为中心的商事约定，在原有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其适用时法律效力的确认性。这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模的发展，相应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也越加形式多样，结构组织与内部制度的日趋完善，商事活动交易手段的科技化与快捷化所提出的要求，力求《商事通则》法理严谨性与实践适用性的共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