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英雄主义情结的作品还很多，不需一一举隅，探讨辛弃疾英雄主义的情结产生的背景除了受古代文化的熏陶以外，还与作者生活的南宋偏安一隅的时代背景有关，通过了解辛弃疾的生活经历可以使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这种感情产生的渊源。辛弃疾出生于金人占领区——山东济南。因父辛文郁早亡，自小便随祖父生活。祖父辛赞原是北宋官员，因为家庭人口多，拖累太重，未能随朝廷逃到南方去，成了沦陷区的遗民。并且担任了金朝的“伪职”，成了“贰臣”——这在古代就叫“失节”，是可耻的行为。然而这位老人却始终没有忘记他是大宋的子民，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从小便对辛弃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有闲暇，即带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并曾两次令其“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希望有机会能“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小时候受的教育是最管用的，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从孩提时代起，就牢牢地树立了“反正”的信念，一有机会便要实践，绍兴三十一年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抗金武装四处涌起，其时辛赞已去世，22岁的辛弃疾也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2000余人，举起了义军的旗帜，开始了他“反正”梦想的实践。当时，辛弃疾的一位和尚朋友义端也聚集了1000多人，辛弃疾认为这些零散的义军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更有力量，便率众投到当时的农民首领耿京麾下，为掌书记，并劝说义端和尚也去归附耿京，一个有文化的人去投奔大老粗，可见辛弃疾胸襟开阔，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小算盘，而是抗金复国的大业。为了更好地完成大业，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今南京市)、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闰二月，辛弃疾于北归途中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50骑直趋山东，袭入5万众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押解至建康斩首。宋洪迈《稼轩记》描写他捉叛徒的情况是“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秦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委任江阴签判，从此便留在南宋。南归之初，辛弃疾对于恢复中原之事业仍充满信心与希望，斗志高昂，豪气干云，“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我最爱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虽官职低微，仍不断上书进献谋略。乾道元年(1165年)和六年，先后奏进《美芹十论》、《九议》，提出了自治强国的一系列具体规划和措施，充分显示出辛弃疾经纶济世的非凡才能，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的进取计谋也得不到同情与支持，南宋朝廷重视辛弃疾的才能，但大都违反辛弃疾的本志，用之安内而不用之攘外，并未派往抗金前线，反而被委派去平定内乱或担任一些不关轻重职务。一生以理繁治剧、恢复中原为已任，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在南归之后40余年间，或赋闲散居，或沉沦下僚、不得尽其才，被迫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万事云烟忽过”的无聊生活。“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然而，也正是在用武无地，报国无路，恢复无望的情况下，辛弃疾将全部精力与才情用于填词。在词里传达他的大义春秋和英雄理想，这也是一出英雄的悲剧.

　　词人不幸，但词坛幸，正是辛弃疾的这种英雄情结的情怀却感染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受到欺侮之时，他的词就像一曲前进的号角鼓舞着人们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