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ing-Andersen(1990)把老龄、疾病、失业时的收入保障作为衡量脱商品化的指标，具体有养老金替代率、领取期限、自己负担保险费的多少、领取者的覆盖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可以解析出社会保障制度下的劳动力脱商品化程度。他们还利用这些指标测定了西方各国的脱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其结论是，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北欧)，保守主义(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自由主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三个自高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模式。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家庭的脱父权制化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是以近代家庭形态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家庭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石。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时，以不损害这种近代家庭形态为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家庭形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代家庭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服务行业为主的新型女性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女性在经济上自立程度相对提高的结果，是每个人即使没有近代家庭也能够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近代家庭形态已变得比较脆弱。

　　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过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带来了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社会保障政策已难以维持父权制式的近代家庭形态这种倾向，被称为脱父权制化。目前存在着许多表示脱父权制化倾向的指标。首先是劳动条件的限制，如是否存在着男女就业机会均等的法制，如果存在的话其实施的程度又如何。其次，从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能够分析出脱父权制化的程度，例如征收社会保险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以个人为单位，前者与近代家庭形态相一致，而后者是与脱父权制化相一致;遗产保险金的有无对于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另外社会保障支付中男女是否平等也是促进还是阻碍女性就业的因素之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虽然随着近代家庭形态的变化，脱父权制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其程度在各个国家却并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脱父权制化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废除。而且，脱父权制化的程度，是受到了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相互交叉

　　即使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的结合也表现得很明显。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实施，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的倾向也不断表现出来。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商品化·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脱父权制化这二者的交叉是可能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在劳动力商品化与父权制化这两个坐标中，可以窥视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见图1)。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