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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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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已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地区间发展背景差异大,城镇化动力机制不同。西部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更加复杂。本文试图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揭示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动态变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促进柴达木盆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之处。

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一、柴达木盆地城镇化现状与特点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总面积25.66万平方公里,该区域是青海省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截至2013年底,柴达木盆地有2座城市,21个建制镇,常住人口达50.13万人,人均GDP达到12.16万元,城镇化率达70.06%,被青海省确定为统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柴达木盆地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其城镇化发展具有一般资源型区域城镇化的共性特点:

  (1)依托资源开发,推动城镇化

  柴达木盆地以其特有的矿产资源优势决定了其战略地位,随着盆地内资源的开发逐步形成了一些资源型城镇,如“石油城”――冷湖、“石棉城”――茫崖、“化工城”――大柴旦、“盐湖城”――察尔汗、“汽车城”――格尔木等。近年来,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柴达木地区实施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对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加工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城镇化发展。

  (2)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

  柴达木地区凭借特殊的资源优势,工业发展迅速。2013年地区GDP达到609.7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6:80.5:15.9,通过工业化发展,柴达木地区产业结构进入“二三一”发展阶段,工业化为区域城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3)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柴达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从1999年的1.7亿元达到2013年的119亿元,15年增长了70倍。二是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柴达木地区城镇和农村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分别比2005年增长2.15倍和97.7倍,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三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柴达木地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00年增长4.49倍和3.93倍。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统筹发展成效明显。

二、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分析

  (1)改革开放以前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1954-1978年,是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快速起步时期。该阶段柴达木地区经济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城镇化率由1954年的11.25%上升到1978年的51.84%。以行政建制为重要推动力,结合农牧场的开拓,香日德、德令哈、希里沟、茶卡镇等盆地东部城镇迅速发展。随后,在资源开发、工矿业发展促动下,西部城镇迅速崛起,至20世纪70年代,柴达木盆地城镇格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盆地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加之经济区位不佳,因此1978年以前地城市影响范围小。总体来看,该阶段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发展的推力主要是人口增加和农牧业发展;城镇化的拉力包括行政建制改变、交通条件改善和资源开发推动;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制约和相对不利的经济区位构成城镇化的阻力。

  (2)1979-1999年柴达木盆地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这一时期是柴达木盆地城镇化稳定发展期,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51.84%上升到1999年的63.95%,年均增长0.1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柴达木地区工业经济质量明显提高,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199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6:58.0:34.4,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至城镇就业。在城镇建制方面,格尔木撤县设市、德令哈撤镇设市,成为盆地新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与此同时,城镇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空间布局逐步趋向合理。但是至1999年,盆地境内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仍然落后,加之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城镇对人口集聚的吸引力不大。总体来看,在此发展阶段,柴达木盆地城镇化的推力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和农牧业发展;拉力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变动和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城镇化的阻力则是来自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比较落后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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