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著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著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著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著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