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原则要求君臣、父子这间的关系不允许违反，即使只有反抗思想而没有行为，也是犯罪，同时尊尊原则高于亲亲原则。(3)“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相互隐瞒犯罪不受法律制裁，这符合儒家“父子相隐”的精神，到汉宣帝时该原则进一步在法律中细定，但凡遇谋反、谋大逆等直接危害统治的重大犯罪， 则引儒学另一观点“大义灭亲”为据，而不再适用“亲亲得相首匿”。(4)“恶恶止其身”原则。只应惩罚犯罪者本人，不牵连无辜者，这一直是儒家的主张。

　　反对株连无罪者.不仅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也符合人民利益和符合法理精神，当然两汉之世，未真正废除过连坐法，“恶恶止其身” 更多是为标榜之用。

　　“春秋决狱”审判方式中的儒家法律思想董伸舒创立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说，由于这种思想的核心是论证君权至高无上， 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因而为统治者所重视，自然成为封建法律的核心指导思想。同时，由于“天”的威力对统治者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种思想中某些观点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利益，所以其能通 过“罢黜百家.独遵儒术”被广为宣传，这样就为引礼入法的“春秋决狱”准备了较好的条件。同时.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以后，西汉出现了意识形态与法律实践分殊的现象.即意识形态领域儒学上升为正统.但在法律领域，仍汉承秦制.法律和司法活动仍体现秦律和法家的基本精神.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完备法典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制定出来.于是以儒家的观点解释现有的法律、直接“引经决狱”变成为可能和必要。

　　“春秋决狱”是法律儒家化的开始.其审理案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引经文以论狱.根据儒家经典的基本义理来断案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乙及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董仲舒日：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董仲舒从《诗经》和《春秋》中引出“养父如同亲父”和“父为子隐”两条原则.判决甲虽隐瞒乙杀人罪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春秋决狱”的第--re情况是引古判例以断案。“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日：殴父也，当枭首。(仲舒)论日：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㈣董仲舒援引《春秋》中记载的许止进药致其父病故而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判例.对当时的殴父案进行分析，认为甲无殴动机.不应对其处枭首之刑由上可知.“春秋决狱”的核心方法是“原心定罪”，即“春秋决狱”强调对行为人的主观真实动机和目的进行深入探究，主观方面的善恶将影响对行为人的制裁。“《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f塌“春秋决狱”的“原心定罪”符合儒学德善的要求，是对客观归罪说的否定.但往往会走向主观归罪的极端，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影响。很明显，透过“原心定罪”，无论是引经文以论狱还是引古判例以断案， 其背后的指导精神和依据都是儒家思想和信条。

　　汉代行刑制度中儒家法律思想“刑以秋冬”是中国古代的死刑执行制度.凡判死刑者，春夏不能执行，须待秋后处决，故称秋决。早在春秋时期“刑以秋冬”已经形成，“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㈤秋冬气候肃杀，执行死刑“敬顺天时”、“代天行罚”，反映了神判的色彩。汉代“秋冬行刑”的制度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冬执行。秋冬行刑是“司法时令”说的体现，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特别是新儒学法律思想的要求和体现。汉代中期以后，儒家思想获得大一统地位，“董仲舒大谈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以阳为德，以阴为刑，德主生，刑主杀，阳居大夏，阴居大冬。由于天意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所以应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于是“秋冬行刑”就成为依据“天人感应”理论、坚持“则天顺时”的自然结果，秋冬时节“天地始肃”，杀气已至，则应从事断狱活动和对死刑予以执行 秋冬行刑在汉代成为定制，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刑以秋冬”除体现儒家法律思想外.当然也与中国是农本国家相关.审判与执行重大刑案往往牵涉当事人较多，“上逆天时，下伤农业”，所以“刑以秋冬”尽管与迷信相联.并有诸多争议和批判，却仍然在中国法制发展中历经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