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 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责任编辑：应届毕业生论文网　　 把这种结构原则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 ist]和所应是[was zu sein 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 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 es 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 165) 　　 博德在《现代的理性结构》(=VGM)中致力于后黑格尔的现代，现代在核心处的标志是对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彻底拒绝，在理性科学中理性“事实上不和别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现代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并且“追求‘从事情上’得到规定，抵达‘事本身’[复数]，事作为某种无法扬弃的与世界理性不同的东西对于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给定的’。”(VGM 689)现代理性也不再作为概念把握的而关涉到一种并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体性”：历史，世界和语言，现代理性与它们处在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是说，不再通过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关系。现代世界理性对先行给定者的省思可以分为三大形态，在这三大形态内每一个位置(或者ratio[理性关系])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体中的一个。这种双重的三段论[Triadik]与ratio terminorum[理性关系的关系项]及其事、思和规定的变化顺序的动机密切相关，是现代整体的建筑学原则。第一个形态，对科学[复数]的省思，其标志是在内部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进入省思的全体性由此显现为具有技术规定性的整体：相互关涉的思的技术语言(弗雷格)，统一的自然现实性的世界(石里克)，最后是科学的问题状况的历史(库恩)。这里，现代理性作为技术的是形而上学时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种继续，然而不再有对应的概念把握与之相区别，以至于科学[复数]最终不断地陷入技术的内在本性[Inhaerenz]。随着这种自然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连续性假设，博德同时突出与海德格尔的命题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是技术之思是形而上学理性的遗产。

　　如果形而上学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还在现代有地位的话，那么，似乎在第二种省思中，它以解释生活为目的：在历史性生活的解释学(狄尔泰)和世界意识的现象学更新(胡塞尔)中，难道不正是在这里一种先行的赋予[Vorgabe]被理性所继承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第一科学了吗?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先赋[Vorgabe]的区别：形而上学时代的智慧[先赋]提出真理的要求并且以内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为标志，这种理性呼唤出哲学的理性[Vernunft]，而现代理性的先赋是“无理性的，体验的生命……，一如它在历史、世界和语言中展示自身并且总是被阐释出来那样”(VGM 231)。因此，不再可以把这种被体验的生命的“众说纷纭的”[“doxischen”]形态放到逻辑上透明的科学统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种奠立意义的理解学说中，理解在这里是对本身无理性的生命的理解。这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逻辑表明现代解释学之思只是对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维特根斯坦对生活的语言性的省思给上述“形而上学的余烬”(VGM 188)一个结束，哲学概念的规范区别在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中灭亡了，语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种logon didonai[讲故事][4]的形态中显示自身，这种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论证的呼喊——“我正是这样来做”——中被取消了。 　　 以变化的目光关注业已完成者，博德结束了对历史(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历史)和世界(现代省思的世界)两大“全体性”的工作，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理性关系的建筑学与语言及当代或者次现代之思的交锋：以建筑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体为目标的三段式建筑学阐明次现代的看来似乎不可简约的多元主义，他把无序的次现代(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结构的次现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和形态(莱尔，奥斯丁，达米特)区分开来。接下来最后一步应该是对在西方智慧形态[复数]中给予尺度的“言语”的尊崇和评价，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终作为爱-智慧而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