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过去了，我在乒乓球课上遇到的“羞辱”并未消失，只不过以更隐晦的形式出现。那是我在体校上课第二个月的一天早上，走进体育馆后，我看见两个孩子面墙站着，我问张教练缘由，“他们练习不专心。”他回答。几分钟后，那两个孩子愁眉苦脸地迎来了惩罚的第二项内容——和我练球。练习的过程和以前一样，我几乎无法得分，我打的每一个球都飞出界。我告诉自己，只要得1分，1分我就心满意足了。比分到0∶10后，我的对手发球出界，我最终以1∶11惨败。事后，另一个学生告诉我，那个小孩是故意失误的，那1分是为了给我留点面子。

　　无论如何，我觉得我的球技提高了。弓着腰数小时练习前后挥拍，不管锻炼的是哪些肌肉，它们都变得更强壮。但我的坏习惯仍存在，我不爱移步，不爱转身，动手腕不勤，发球不会带转儿。

　　总之，我打了10多年的乒乓球，现在得重头来学。“我儿子都比你容易教。”常教练说的是他6岁的儿子，“虽然他练得还不够，但他的动作都是正确的。你很努力，但动作都是错的。”为了证明他说的话，常教练让他的儿子站在球台前，和我正手对练。这个孩子也许还在玩拍手游戏，但我打过去的每个球他都能接住。

　　中国人称霸乒坛有各种解释，从科学的到文化的，再到体制的，但中国最大的优势也许是参与这项运动的人数。美国女子奥运乒乓球队前教练蒂尔多·乔治回忆自己访华时的情景，她听见一位广东官员抱怨该省“只有”500万人打乒乓球。蒂尔多说：“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吃惊。”不像足球或者篮球，乒乓球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只需一张球台、两个球拍和一张网(或者一排砖头)。就像没人比美国小孩更会打棒球，没人比巴西小孩更会踢足球一样，没人比中国的孩子更会打乒乓球。

　　数周的训练课过后，我准备好迎战我第一次真正的比赛——与北京的退休人士过招。那是一个晴朗的休息日，我骑车去了后海的一处公园，我知道在那里我肯定能找人打上几局。公园里全是身穿运动服的老人，做着各种中国式的运动。当我走近乒乓球台时，人们都看我。我肯定不是他们看见的第一个外国人，但有可能是第一个带着自己的球拍和球来打球的外国人。一个戴假皮帽的人要看我的拍子，他把球拍贴近脸，用拍把敲了敲头，以声音判断木头的质量。“你花多少钱买的?”他问。“超市里花25元买的。”我回答。“质量不行。”他说，然后给我看了他的拍子。球拍一面是他刚换的新胶垫，另一面是裸木，上面有一处深深的凹痕，那是他用了30年的见证。“这拍子只花了3块5。”他得意地说。言下之意是，我不但能打败你，而且还更省钱。

　　运动员总喜欢将他们从事的体育运动与国际象棋相比——击剑就是拿着剑的国际象棋，拳击就是会有脑震荡的国际象棋。但乒乓球在我所知的比赛中，是最类似于国际象棋的，因为它带转儿。每一个球都需要瞬间计算，球员需要判断其旋转程度，以相应的反旋转回球。“国际象棋中，你可以判断接下来的三四步棋，”什刹海体校的张教练说，“但对于乒乓球，下一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那位银发老先生的转球从一开始就让我处于防守，他赢了第一局。我变得咄咄逼人，试图以力量抗击旋转，借助几股有利于我的强风，我赢了第二局。第三局我又输了。但在过去几周里，我一直被一群小屁孩压着打，这次输给一个成年人，我仍有胜利的感觉。

　　如果你从小在美国玩体育，那你肯定知道每个人都会得到奖杯。但在什刹海体校接受了3个月的乒乓球训练后，我还什么都没得到，除了备受打击的自尊和拇指上的水泡。因此，当听说5月初社区有乒乓球锦标赛时，我立刻报了名。比赛在北海公园进行，它将是证明我实力的机会。

　　比赛那天，我6点钟起床，骑车到公园。还有1个小时比赛才开始，场地上已经人头攒动，每张球台两侧的选手们都在热身。我先抽了个号，好尽早知晓我的对手。当我看见他时，我舒了一口气，除了人种不同以外，他可以做我祖父了。裁判叫号后，我们开始热身。他的球风简单，没有花哨的动作，这对我是个好征兆。比赛终于开始，老人先发球——至少我认为他已经发了，虽然我的球拍完全没接到球。突然之间，我仿佛又回到第一天在什刹海体校时的情景，每一个球打到我拍子上都飞出去好远。我连输了几分后才搞清楚状况，他发的是古怪的侧旋球，我从未遇到过，也不知道如何回球。我试图在脑子里盘算着招数——如果他发的球这样旋转，我就应该那样移动我的球拍……等我盘算好，老人又使了另一套转法，我还是没能把球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