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恩格斯通过借助于对费尔巴哈理论的分析，批判自身过去哲学信仰的同时，完整的勾勒出旧哲学存在的原则上的缺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换句话说，《费尔巴哈论》既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保持着思想上一致性，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反映出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契合性，进一步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逐步形成和消除虚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算旧哲学是一个同一的过程。

二、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层面的视角差异：社会存在与历史辨证法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文本进行比较的时候，两者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在两人的各自着作中便凸显出来。这种差异性主要是根源于两人的哲学视角存在不同的侧重点，有社会存在与历史辨证法之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从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出发，更多从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这个角度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指出了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即人不是脱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于理性主义所笼罩的光环之下，而是在一定的客观社会关系之中根据客观规律开展人类自身的各种实践活动。恩格斯因与马克思在理解新旧唯物主义区别时有哲学视角上的差值，着重强调从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的角度，去系统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旧哲学的批判上，他曾明确的说到，机械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技术没有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折射在人们认识论领域的必然结果。恩格斯选择在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上，吸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将之放置于唯物主义的框架内，最终在《费尔巴哈论》中系统的论述了唯物史观。

　　这里能发现两者在哲学层面上的差异性，一个侧重于从社会存在，一个重视历史进程中的辨证法，主要是因为两者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以及出发的哲学视角不同。马克思面对历史唯心主义的盛行，需要破除理性主义的虚假性，指出现实生活才是历史的来源，人是历史的主体，否则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漩涡之中，无法理解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恩格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许多现实利益歪曲化利用的情况下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目的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团结性，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因此，恩格斯不仅突出强调历史的辩证法，以及历史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和条件性，他看来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每个事物都是历史发展链条上暂时的一环而不是永恒化的全部，历史是社会各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给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马克思与恩格斯政治经济层面的侧重差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在政治经济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托于各自所处的客观历史背景，对历史观的阐述有不同的侧重点。在两人的合着中，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述了近代以来阶级斗争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们所面临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盛行的旧哲学时代，为了克服思想上的颠倒化，还原历史的本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个阶段将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从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出发，指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虚假性即资产阶级的暂时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强调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背后的市民社会去寻找解开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秩序之谜的钥匙，市民社会才是影响外在的国家机器和政治体制的决定性因素。并进一步肯定要打破阻碍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政治制约因素，他们的立足点和归宿点都落在寻求社会中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上。

　　但恩格斯在后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是基础，但对历史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