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不论是在现代的日本还是中国，在小到喝水吃饭，大到煮酒品茶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作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其小说《红高粱》中描写到的老酒坊，装酒用的酒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陶器用品，“他把酒坛子按到瓮里，酒咕嘟咕嘟灌进坛。提坛出瓮时，坛上的酒滴滴答答落入瓮内。父亲改变了主意，他把坛里的酒倒进瓮里。”而中国古代精品瓷器走俏的上层路线决定了其不会出现在山东民间的小酒坊里。中国精品陶瓷与百姓生活脱轨，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对传统工艺强烈的民族认同、缺乏书写传统技艺的意识，很多传统技艺只能在少量的从业者之间和专门书籍中得到传承，这些也是造成现阶段中国陶瓷国际竞争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在物质和文明日益泛化的20世纪现代化大浪潮中，中国陶艺虽然开始偏重平民化路线，却未能以质量为坚守实现良好的过渡，以至于出现中国陶瓷粗制滥造较多和市场总体低迷的困境。通过中日两国文学内容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相对缺乏对本国陶艺的认同和书写，没有意识到中国陶艺的困境，更没有为包括陶艺在内的传统技艺承担起文学本身应该担负的责任。

三、中国艺术的继承和创新需要文学相助

　　从日本文学对陶艺的书写可以发现：文学对包括陶艺在内的众多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陶艺的平民路线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我国的精品陶瓷也能够走平民路线，创作出普通百姓可以消费并喜闻乐见的陶艺作品，而不是《红高粱》里样式粗糙的大酒坛子，其发展的空间是不是会有所拓展?让百姓真正了解，欣赏和喜欢的陶艺作品，必然会为当下中国陶艺的传承带来另一番景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陶艺应坚持面向平民阶层的发展方向，同时把好质量关，学习日本陶艺最核心的竞争力即其制作精良的产品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里需要承担的就是连接传统和现代，连接大众和精品的纽带作用，一方面传播传统的文化和技艺，另一方面为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打下基础。

　　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强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意识。在传统和精华不断遗失的当下，中国文学应树立起对传统的认同意识。只有真正地将陶艺当作一种文化和艺术，并真正地热爱中国的陶瓷艺术，陶瓷艺人才能像日本的陶瓷艺人那样将自己的技艺提升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做到让每一件作品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文学也是一样的，需要在对陶瓷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基础知识的普及。其次，对专业的制陶技艺的描写并不应该是文学创作的重点，文学表达的重点多在于对审美体验的描述。文学作品不能为了宣传而创作，而应该在行文时在关于陶艺的部分注重向读者传达相关的审美感受。如同川端康成的《千纸鹤》那样，并不仅是就技艺写技艺，而是将陶艺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审美效果共同服务于小说的叙述和情节。同时作者笔下的一段段匪夷所思的情爱故事拥有了更多的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生活感，也更加容易深入人心。最后，文学对陶艺等传统技艺的描写，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地再现这些技艺，另一方面需要作者采用正确的写作策略，让艺术为文学服务，而不是抓了艺术，丢了文学。文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可以上通下达，还在于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学表达实现方式的多样化。电视、电影、互联网新媒体等都是重要的文学表达途径，并对引导大众趣味和认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如果当下时代的主流作家能够拥有重视传统的意识，并将其认同付诸于文学创作中，一定能够极大地发扬传统的陶艺文化、促进人们对中国陶瓷艺术的重新认识，甚至进一步推动中国陶瓷艺术走上一条健康的现代化之路。提倡文学对传统陶艺等的重视，最终是为了促进我国制陶技术和陶艺市场向良性方向发展。

结语

　　在对日本陶艺的飞速发展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的原因进行研究与对比后，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陶艺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对传统继承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一方面需要学习的是日本古陶的“师法自然”“自性真空”的纯真、朴实风格，另一方面需要学习日本在陶瓷制造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中日文学对陶瓷艺术不同程度的书写再次证明了“文艺不分家”的重要性。中国文学在恰当处应加强对包括陶艺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描写，并以文学的形式建言献策。文化和艺术的复兴不是一日之事，只有一代代中国人从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努力，这一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