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的一个成员，其审美取向、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等必然会深深打上独特的烙印，并影响到他的翻译行为。译者的主体性必然地活跃于翻译的全过程，从译者对于原着文本的选择直到翻译技巧与策略选择都包含着译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任何主体都不是孤立的，而翻译则是译者这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载体和源语文化的能动的沟通与融合。当译者摆脱了“奴仆”地位和“翻译机器”的尴尬时，就会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地介入交往行为。译者主观性的提升会使译本带有强烈的再创造特点，这也正说明了翻译界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的译本，让不同的译者对原着进行阐释，从不同的侧重面达到交往目的，而不是用外在的规则要求译者整齐划一。这就要求我们对待翻译更为宽容，对待译者更为宽容，允许译者的不同诠释，允许多种译本的存在，使交往在开放的、平等的语境中更加有效，更加合理。

四、结语

　　相对于着者而言，译者的身份是读者，而相对于读者而言，译者的身份又是作者。因此译者就承担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不能单纯从读者的观点为译者制定标准，也不能机械地从原着的角度评价译者是否“忠实”。在翻译中企图设定一些至高无上的终极标准来规范翻译，解决翻译中的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只能破坏平等对话的基础，最终成为有效交往的障碍。扫清这一障碍的关键就是重新确认译者的主体地位，不再使译者成为工具理性的奴隶。因此，若要真正理解翻译，做好翻译，就必须把被机械地规划成客观世界的翻译拉回人的世界中，认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不再单纯地纠结于技巧与规则。用工具理性所归纳的外在规则约束译者必然会使译者如履薄冰，让译者“戴着镣铐跳舞”则必然不会将美好的舞姿呈现出来。译者只要能够运用正确的语言使自己的译作被人理解，并因此达成不同文化问的理解与交往，就应该是成功的译者。至于具体的翻译技巧与语言选择则是因译者的不同个性和气质的差异有所不同，并不影响交往的达成。因此要使翻译走出技术理性的暴力，回归人文领域的宽容与人性，必须确认译者的主体性，使译者在不同文化交往行为中取得与着者和读者同样的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