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着者和译者之间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译者应把自己放在与原着平等的对话者的位置，与原着进行平等对话。以这样的立场去翻译，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原着，它的译文也能真正地达成不同文化间理解的桥梁。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的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理解的含义。达成理解的最根本的基础是两个主体，即着者与译者，以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同一个语言学表达。也就是说，着者与译者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应该是平等的，绝不是“主体一客体”的关系，而是两个主体为实现交往进行的平等对话。这样，翻译就从形而上的抽象标准中走了出来，也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走了出来，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机械的暴力，走向了合作与交往，使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和谐地展开交流。

　　译者与读者的关系。译者不但不应成为着者的仆人，也不应成为读者的仆人。在许多翻译评论中，读者的意见成为评判译者的主要标准，而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能力，并依照读者的要求去进行所谓翻译策略的选择。比如对于《包法利夫人》中“Ellemort”是直接译为“她死了”，还是译为“魂归离恨天”更好。有人强调译为“她死了”会使读者简单直接地理解原着，而“魂归离恨天”会使读者误以为是在读中国的传统作品，从而毁掉原着的“洋味”。有人则认为“魂归离恨天”意境优美，能促进读者的审美趣味，直接译为“她死了”则会令读者味同嚼蜡。这种因读者的兴趣和接受口味而争论不休的翻译评论，最终会抹杀译者的主体性，抹杀译者的个性思维及情感取向，从而使译者成为完全以读者的口味为转移的“奴隶”。

　　其实，真正的翻译家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情感、个性融进翻译中，使翻译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只要这种个人色彩把握有度，不但不会破坏翻译的效果，反而使译文更生动。大翻译家傅雷n们曾这样说道：“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也就是说，翻译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而首先是个人的气质禀性的反映与呈现。因此，译者虽然承担着必须恪守规范的语言转换的任务，但是由于这种转换不是单纯的机械行为，因而有着很强的主体性。“Herm~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翻译中合理适度的“自由”就是要译者保持自我，不能成为被读者的价值取向左右的机器。

三、有效交往的达成

　　译者既不能在着者面前隐去自我，也不能面对读者埋藏个性。译者应该站在与着者和译者平等的位置上，为达成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背景之间的人们交往服务。在达成交往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一个言说者，他的目的不应集中于应该运用“归化”的技巧还是“异化”的策略，不应单纯考虑“形似”还是“神似”的翻译方法更适当，而应把目标放在如何达成理解上。也就是说，译者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以使对话有效。“当主体间达到了‘同意’或‘认可’时，交往就是‘有效’的，同时也就表明，包含在话语中的“有效性要求”得到了Einlosen(兑现或验证)。”译者的核心任务是把外来文化中的作品译为本国文字，使文化背景不同的主体间达到“同意” 或“认可”。关于如何达成有效的交往，哈贝马斯提到了一些要求：“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

　　具体到翻译领域，这应该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正确、真实、真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关注的是真实反映原着的思想及文化内涵，应该使用正确的，可以进行交往、达成理解的语言，并且回归主体意识，关怀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为各种与自身感受相悖的外在规则所困扰，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及意见，承担起沟通的重要责任。译者首先要“同意”或“认可”原作者的文本，再用适当的语言转换这个文本，使译入语的读者“同意”或者“认可”。作为翻译的主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承担者，译者对原作的“同意”与“认可”必然受到其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在当译者“认可”了某一文本并开始进行语言转换时，他选择的翻译策略，即使读者理解他的手段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重“形似”还是重“神似”很大程度上是译者个性与价值取向的体现，而非由机械的外部标准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