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权配置与企业所有权安排

　　现代企业理论(特别是不完全契约理论)有关企业所有权安排研究,为财权配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企业所有权安排本质上可以说是公司基本权利分配,财权作为企业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其具体配置必然要以企业所有权安排为基础,遵从企业所有权安排逻辑。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股东至上主义”或“利益相关者共享主义”,决定了企业实施“股东单边治理”或“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由此也决定了财务治理中财权配置采用“财务集权”模式或“财务分权”模式。

　　需要留意的是,对企业所有权内涵熟悉的不同,会深刻影响企业财权的具体配置。用“剩余控制权”等“剩余权利”定义企业所有权,对于理解企业相关运营题目具有重大价值,但同时也暴露出“剩余控制权”内涵与外延模糊等题目。也就是说,“剩余控制权”也变成了一个没有大小、没有范围差异的“万金油”似的变量(杨其静,2002)。就是将企业所有权定义为“剩余控制权”的哈特(Hart)等人也承认,事实上剩余控制权等同于完全控制权。

　　针对上述题目,杨瑞龙等学者提出用“重大决策权”替换“剩余权利”定义企业所有权,“为避免因概念内涵的含糊性所引起的理论上的混乱,我们以比较现实的态度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的重要决策权”(杨瑞龙等,1997)。本文赞同这一观点,在实践中将企业所有权定义为“重大决策权”是适宜的。在治理框架下,财权是企业所有权的核心权能,由此在财权配置方面,固然用“剩余权利”定义企业所有权对于理解财权匹配约束等题目非常重要,但在实际财权配置中,依据财务实践经验,在不割裂完整财权原则下,将财权定义为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进而进行有效配置是公道的现实选择。

　　企业所有权安排如过于夸大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权利,将会导致公司财权配置严重失衡,大股东将完全控制企业财权,股东大会将成为“大股东大会”,董事会将成为大股东“橡皮图章”,这将导致严重后果。我国上市公司陆续暴露出的“猴王股份”、“托普软件”等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事件,就是很好例证。 　　三、企业所有权安排演变与财务治理模式演进

　　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企业规模相对狭小,市场竞争并不激烈,对资本有较强烈的需求。这一时期,由于企业治理、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对经营能力、专业技术等要求并不高,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企业家”对投资机会的把握。在企业契约签订过程中,企业规模狭小、经营风险大和抵御风险能力差等特点导致了对资本“抵押性”的现实要求,资本所有者(股东)的经济实力对谈判力的影响十分明显。由于经济扩张的冲动对资本需求很大,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十分明显,资本所有者在契约谈判中占有了尽对上风地位。由此,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古典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也是企业家)与工人“谈判力”对比严重失衡,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集中于企业资本所有者手中,这一状态适应了当时签约各方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基本要求。此时,资本所有者完全控制企业,拥有企业全部财权,属于典型的股东控制的“集权型”财务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剧,企业规模得到不断扩大,有效治理对企业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企业资本来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出现了“两权分离”现象。此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剧了物质资本之间的投资竞争,削弱了资本所有者的谈判力,减少了其对企业所有权占有;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经营者的经营才能显得至关重要,对企业剩余创造贡献更大,从而增强了经营者的谈判力,使其具有了分享企业剩余的能力,享有更多的企业所有权。由此,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分享企业剩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一企业所有权安排状况是符合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相对“谈判力”变化趋势的,是必然的现实选择。此时,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等都参与了财权分享,形成了股东主导多元参与的“分权型”财务治理模式。

　　进进知识经济时代后,创新型企业对企业人力资本更加依靠,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而对物质资本的倚重则明显减弱。以人力资本投进到企业契约的经营者、员工,其个人创新能力成为相对“稀缺”资源,对企业剩余创造更为重要,在企业所有权安排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有效进步。由此,经营者、主要技术员工对企业所有权要求和实际占有也相应增大。在现代高科技企业中,经营者持股、员工以技术进股而分享企业剩余现象已非常普遍,正是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此时,企业所有权安排契约将更加倾向于人力资本方面,以物资资本为分配基础、人力资天职享份额不断加大的所有权安排变化将是大势所趋,而人力资本对财务权利占有、财务收益分享将更为明显,形成夸大人力资本参与的“混合型”财务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