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此同时，域外学人也从这方面开始了对比兴的深入探讨。日本学者白川静从民俗学的角度切入，将“兴”解释为一种宗教礼仪活动。他认为，具有预祝、预占等意义的事实和行为，由于作为发想加以表现，因而把被认为具有这种机能的修辞法称为“兴”是合适的。这不仅是修辞上的问题，而是更深地植根于古代人的自然观、原始宗教观之上;可以说一切民俗之源流均在这种发想形式中。[10][P49]这与对“兴”的字源学的考证殊途同归。“兴”的古字写为“舆”。杨树达先生在《释兴》一文中说：“兴之训起，以字形核之，当为外动举物使起之义。”[11][P1479]“余谓(兴)像众手合举一物，初举时必令齐一，不容有先后之差，故必由一人发令众人同时并作。字从口者，盖以此。”[12][P1479]“兴”字的构成很可能就是先民的巫术宗教仪式的反映。

　　当代学者任教于美国柏城加州大学的陈世骧指出，“兴”是“原始的会意字”，它的基本意义更可以显示在周初对诗经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他引用商承祚的研究成果，以为“兴”的甲骨字形为四手或众手合托一物之象，参之以钟鼎文中有“口”的因素，并做出结论：“兴”是群众合力举物旋游时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13][P21]周策纵也从“兴”的字源学切入，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兴”所指代的祭仪，与祈求或欢庆丰产的宗教活动有关。[14][P217]早期的“兴”即是陈器物歌舞，并相伴颂赞祝诔之词，这种习俗演变成了“即物起兴”的作诗法。周策纵的这一解释不仅以较充足的证据显示了“兴”的祭仪根源，而且也附带说明了歌诗、民谣“因物起兴”的表现模式的发生过程，可以说是当代对“兴”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新成果。

　　四、“兴”是古代诗歌的一种特殊的技巧。在“兴”的研究上，陈世骧在中西文化的宽广视野上又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他曾经指出：“在美学欣赏的范畴里，‘兴’或可译为motif，且在其功用上可见具有诗学上所谓复沓、叠覆尤其是‘反覆回增法’的本质。”[15][P15]他认定，“兴”是古代诗歌的一种特殊的技巧。“‘兴’的因素每一出现，辄负起它巩固诗型的任务，时而奠定韵律的基础，时而决定节奏的风味，甚至于全诗气氛的完成。‘兴’以回覆和提示的方法达成这个任务，尤其更以‘反覆回增法’来表现它特殊的功能。”[16][P19]陈世骧之说虽未尽如人意，却率先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切入，无疑对“兴”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此外，周英雄运用结构主义诗学的方法研究赋、比、兴的语言结构。他指出，“兴”的应用是研究中国诗词的核心问题，不仅与修辞有关系，而且间接涉及诗人的基本人生观，历来对赋比兴的研究，大抵只涉及作品中赋比兴的分类，甚少理论的研讨。他在《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兼论早期乐府以鸟起兴之象征意义》中按照语言构成的两大模式——横组合关系与纵组合关系来判断比与兴，说“比是明指一物，实言它物，是语义的选择与替代，属于一种‘类似的联想’;兴循另一方向，言此物以引起彼物，是语义的合并与连接，属于一种‘接近的联想’。”[17][P143-144]这样的划分突出了语言构成方面的特点，但这涉及到中西文中“隐喻”与“换喻”两个修辞术语的不等性质，与当时将“兴”视为隐喻的流行看法有很大的出入。不过，用这种中西沟通的方式来解析中国古文论的范畴使人耳目一新。

　　五、“兴”是一种特有的诗歌思维方式，即所谓形象思维或诗性思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内展开了一场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不少论者认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比兴”就是形象思维。比如，朱光潜就把“兴”等同于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以己度物的隐喻”，并且认为它们都与形象思维有关。[18][P342]

　　进入九十年代，对比兴作出较深入探讨的当推鲁洪生，他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考察了它们的本义，也认为在那个广泛教诗用诗的时代，赋比兴不可能是诗的体裁或表现方法，而是用诗的方法。兴的本义是“感发志意”，既具有启发联想的思维特征，又包蕴了修身养性的政治功用。比的本义是寻求事类相似，其形式多种多样，运用灵活多变。他从比兴二义的本义进而推及思维。他说：“兴、比二法作为类比思维的具体表现，同样是以其与《诗》某一点的相似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主观随意性极强的方法。二法在本质上相同，差异只是细微的、次要的，很难在它们之间找到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19][P218]鲁洪生特别强调比兴的类比思维的特征，并从思维的角度论述了比兴从用诗方法转变为表现方法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