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华彦钧以外，民间音乐家孙文明也是这一音乐创作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吸收江南丝竹、锡剧音乐、评弹曲调、京剧音乐、广东音乐及多种民歌小调，创作了《送听》《弹乐》《流波曲》《四方曲》等多首二胡作品。其中《流波曲》深沉幽怨、如泣如诉，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在旧社会的漂泊流浪、沦落异乡的苦难生活。他的《弹乐》，创造了二胡不用千斤，奏出像琵琶、三弦那样的弹拨乐器演奏弹词开篇音调的效果;他创作的《夜静箫声》，运用“虚弓”与“轻指”的拉法，在二胡上仿奏出洞箫的圆润音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一些乐曲中，孙文明还用了八度定弦法，以奏出一高一低两把二胡合奏的效果。这些技法的出现，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手法，增强了乐器的表现能力，为二胡演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年来，有不少二胡演奏界的人士在这个传统的感召下进行着自己的创造，如赵震霄、鲁日融的《秦腔主题随想曲》，就是采用秦腔曲牌及戏曲板腔体的结构特点而创作的，乐曲生动地表现了西北人民勤劳朴实和豪爽的性格。又如刘明源的《河南小曲》，以河南大调曲子、剪花花及河南坠子的演奏特点创编而成，全曲开朗、豪放、诙谐。像这样汲取中国民间音乐、地方戏曲音乐特点而创作的乐曲还有《江河水》《一枝花》等等。

三、以表现抽象音乐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世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音乐逐渐脱离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沿用的传统体系，音乐语言更加抽象化，充满神秘感，基本抛弃了原有的调式，确切地说，是各种音程和弦关系的组合。在理论体系方面，产生了十二音体系、序列音乐等等，二胡音乐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二胡音乐有着显著的特征，即大胆运用20世纪现代技法，有意与传统风格拉开距离的创作手法。这部分二胡作品，数量并不算太多，但它们对于二胡乃至整个民族器乐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十分强烈而深远的。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双阕》《火祭》(谭盾)，《梦四则》(何训田)，《A的随想》(胡登跳)等。

　　《火祭》是作曲家谭盾根据他自己所作的电影《南京1937》的配乐重新编写的乐曲。乐曲的演奏采用了作曲家常用的“乐队剧场”的演奏效果，独奏者分别用中胡、二胡和高胡奏出两个主题曲调，乐队则以两组分别于舞台上下的吹管乐演奏出中国古老的祭祀音乐，乐队和打击乐器以及人声交相呼应对比，形成了强烈的音色效果，充分渲染出乐曲丰富的表现力，以示对民族悲剧的追思，对战争之灵的祭奠以及对人类和平的祈祷和期盼。乐曲用三种胡琴，以三种不同的音色，三种不同的情感与乐队表现出来的混乱和嘈杂的“底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这种演奏方式及表现手段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作曲家对三种胡琴每一种音色的运用，都无一不体现出作者对于胡琴个性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带动了一大批现代作曲家来发现二胡，了解二胡和运用二胡。

　　相对于前两种二胡音乐的发展趋势而言，这些作曲家和演奏者在运用二胡的音乐语言时更加自由驰骋，甚至大胆无羁。他们的作品力求打破独奏旋律在调式、调性方面的完整性和鲜明性，有的甚至放弃了二胡最擅长于表达的歌唱性，而是把揭示其多样化的音色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创作的音乐往往不是“传统的耳朵”所习惯的那种音调，有些音乐作品，听众甚至几乎听不到某个完整的旋律片断，而是运用二胡所奏出的诸如各种长颤音、长短相间的大跳音型、滑音等表现了幻觉、恐惧、哭诉等多种意象。其主要目的是想突出二胡所特有的音色，这种音色是世界上任何乐器所没有的，是新颖、独特的，这才是这批作曲家创作乐曲时的基本宗旨和音乐特征。

通过对以上三个发展趋势的分析，笔者认为，“中西交融、以中为主”的二胡音乐创作发展趋势将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主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政治的大环境来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乃至加入WTO的一系列举措，大大加快了经济步伐，大量西方先进事物涌入国内，这种局面必将使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领域不断拓宽。在这一浪潮中，二胡这一民族乐器在保留原有艺术精华的同时，也一定会吸收、融汇西方音乐的先进理念和优秀成分为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