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 反光之镜破碎的原因分析

　　沈从文把湘西古楚感性文化作为都市现代文明与传统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希望以此找到文化复兴之路，但这条路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文化复兴之路，目光向内转，从古楚感性文化和儒学理性文化中寻求文化再生资源;目光向外转，实施全盘西化方之策略，两条道路貌似水火不可相容，分岐不可逾越，但两者背后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采取了一元的文化观，他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在文化冲撞、相互涵化走同文化交融时，不论何种以单一文化形态去覆盖其他文化形态的任何企图都会失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同文化形态及其文化特质的区别，体现在该文化所处的时空、其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本身发展的水平的差异上。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文化内部的各个文化因子、各地域、各国度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是存在着时代差异的。沈从文湘西世界和都市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即历时的文化形态在共时中发生冲撞。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历史机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统一的特征，在主流汉儒家理性文化出现失范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城市——乡村、汉儒家主流文化——苗家等少数民族文化、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等对立的二元就发生了共时性的冲突。因此在理解和阐释这些文化间、文明间的冲突时，我们更应具备文化相对论思想与方法，强调跨文化理解与阐释，不仅是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也是不同水平、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这种跨文化了解和阐释必须突破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跨文化理解的关键在于克服由于文化隔阂和文化落差产生的文化偏执心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定势和文化价值作为惟一的或基本的标准、尺度和参照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感情和文化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倾注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冲突。这种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是不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异文化，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来看待，要求甚至改造异城文化。”[66]沈从文寻求反观之镜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时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选择时的理论前设为：湘西本土古楚感性文化优于都市儒家理性主体文化。这实质上是希望用湘西古楚文化的观念价值取向去改造汉主体文化。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

　　4、2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

　　从文化选择的困惑到华族文化整体意识的归聚

　　4、2、1 反观之镜的破碎与文化选择的再次困惑

　　无言的哀戚实际上显露了沈从文文化身份再次迷失所造成的再次焦虑。作为湘西区域文化的代言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古朴而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湘西文化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同化劲头下不堪一击的情形，他确实痛苦。每种文化有其优美，如湘西文化的古朴人性更符合人性的感性生活，但也有其弊端，即存在着“人性中的堕落处”。“如果我们自觉地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67]这种人性的堕落体现在沈从文1933-1934年间重回湘西的耳闻目睹所思中。反光之镜的破碎的事实严重刺激了保留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族的自尊。这种苦痛使他再次面临着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面临着对湘西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视阈的重新选择。认同问题关系到沈从文作为个体、湘西土著作为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确立自身身份的尺度。高更的画名《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三个相关的问句恰切地表达了此时沈从文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意识而派生的自我咨询。这种历史根脉的叩问，立足点的寻找，方向感的确认，这些凝聚于一点，就是文化身份与自我的认同。“认同危机”最重要表证的就是失去了这种方位定向，用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表达认同危机。这个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与突破具体体现在沈从文对自己文化阐释视阈的质疑、调整与重新确立上，这意味着沈从文过去的生活体验和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