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诺罗萨此文及其他一些手稿后由其遗孀交付诗人庞德整理，发表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评论》上;一九三六年，庞德又在此文前附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将之以单行本形式刊行。经庞德大力扇之，费氏这篇文章成为蛮声文坛的名文。经由诗人庞德的'介绍和推广，费氏的观点对英美诗人和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如华裔汉学家刘若愚。汉字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的构词原则和句法结构，从而影响到汉语的表达方式，鉴于汉字在汉语乃至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诗学》(TheArtofChinesePoetry)一书中，刘若愚指出以东方学者费诺罗萨和诗人庞德为首的西人对中国汉字的认知存在着严重误读。他说，汉语使用的是方块字，而非字母组合成的单词，这的确是汉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形成了汉字皆为象形的，抑或是表意的成见。这一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费诺罗萨和庞德的影响。

　　为批驳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舛误，刘若愚考察了汉字结构的规律。传统的汉字构成有六条原则，即所谓的“六书”(thesixgraphicprinciples)。刘若愚指出，在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中，最后两条原则“转注和假借”是已有汉字的扩展使用，而不关乎新字的构成。这样，事实上，有关汉字结构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条基本原则。因之，与此相应地亦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纯粹象形字、纯粹表意字、复合表意字以及复合表音字。属于前两种类别的汉字为数不多，但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或者为普通的物体(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类似数字、上、中、下等)，故而易给西方人以错觉，似乎它们不在少数。其实，汉字的绝大部分属于带有音符的最后一类。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据象形原则所造之字，大多数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征，它们现在的字形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处已所剩无几。据此，刘若愚指出，费诺罗萨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即是说，将汉字视为自然运动的速记式图画的观点是对汉字的严重误读，因为大部分汉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然而吊诡的是，在时隔二十五年后的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Paradox—Poetics)一书中，刘若愚却陡然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并为费诺罗萨“翻案”。刘氏说，中国古代“人文(文字或文学)对应于自然之文(图文、结构，包括星座、地形构造、动物之皮毛花纹)，二者皆为宇宙之道的显现”。在该书中，他以为中西语言之间泾渭分明，并反而盛赞费诺罗萨直觉到汉字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与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将写作视为对口语的模仿，故而也就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剥离开来。

　　刘氏认为中国作家通常并不着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即便区分亦是倾向于后者。与西方存在的“语音中心主义”相比，中国对于文字的偏好或许可称为“书写中心论”(graphocentrism)。刘氏本人亦意识到这一评判与其早前对费诺罗萨的诘难大相径庭，但其坚持认为这与其在《中国诗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矛盾，只不过“由于情况的改变，我的重点有所转移。我当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数汉字都包含着一个语音因素;而我现在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包含着语音因素，人们可以不知其读音而知其意”。

二、二度邂逅的时代动因与理论启示

　　刘若愚对费诺罗萨评判态度的逆转以其自己的话说即是“由于情况的改变”，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么“彼时”与“此时”又分别是何时，又是何种时代动因驱动刘若愚学术注意力的迁移?对这一问题的解析之于寻绎与海外汉学有效对话的相关策略，进而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颇具启发意义。

三、“海外的汉学研究”概念的引出

　　由上述个案可细绎出三个相关性概念，即“海外汉学”、“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的汉学研究”，对于后两者尤需在此做一厘清。“海外汉学”如前文所言，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一说法目前国内学界基本达成一致，似毋庸喋述。而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有学者认为指的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层面”。此处“我们”显然是对中国国内学者而言，如此即所谓“海外汉学研究”是中国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在此一界认中，因将研究主体囿于“我们”，故恐失之周全，因其忽略了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另一支重要构成部分——“海外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史表明，“海外汉学研究”以地理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块即所谓的“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即“国内的汉学研究”;另一块即海外以汉学家和国外其他相关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群对汉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我们可称之为“海外的汉学研究”，这是一份目前尚不为我们所关注或者说国内学界尚未清晰意识到的重要学术资源。事实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历史久远，成果丰赡。可以说，海外汉学一经诞生，其后便在海外出现了汉学研究。具体言来，海外汉学家在同行间常开展以书评、论著或论战为形式的学术互评。某一观点被提出后，会在海外汉学界内部引发赞同、反对或修正的声音，此方面的例子甚夥，自不待一一枚举。单以文学研究领域观之，名盛者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围绕后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展开的论争;名不甚彰但意义亦重大者如本文所论之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汉字解读的批判。汉学家具备相关学科的深厚学殖，游弋于西学与中学间，且兼具独特的外语优势，而这些学术品格正是我们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者所匮乏或欠缺的，故而他们的汉学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之于目前国内同行在成熟度与有效度方面颇能胜出一筹。这可由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批判窥得一斑，而其中所体现出的深度对话意识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价值诉求，尤其值得国内汉学研究者引为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