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从文本还原到理论创生。

　　所谓语境(context)，狭义指语言使用的上下文环境，但“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境或环境之中，并被赋予意义”。④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往有些研究往往缺乏自觉的语境意识，以至于因其不符合具体语境现实要求而失去了理论的解释效力。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按照笔者的理解，⑤所谓语境化，简而言之就是指理论研究的历史化、过程化与地域化，就是强调发生学意义上理论生成的“此时此地”，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一个”。而去语境化则是研究者自觉地经历一个使文本的言说“陌生化”，并由“陌生化”再到“重新熟悉化”即“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先要自觉地将特定理论剥离出其生成的原始语境，使之成为一个“指向不明”的抽象言说，然后再将这一抽象言说放置研究者熟悉的语境之中加以重新语境化。这是对文本的一个有意“误读”的过程。同样一种文本，我们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加以处理，往往会有迥异的感悟、获得新的发现。

　　比如，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方法解读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其作用与意义就十分明显。一方面，从历时性角度看，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或言说方式，都有其时间与空间上的惟一性或特指性，都有其理论生成的历史场景与缘由。因此，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研究者必须用语境化的方法，尽可能去探究西方理论生成的根源，把西方理论对大众文化的解读，直接还原于其生成的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中予以把握，力求品味其思想含义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与变通的策略看待西方学术思想，以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运用扬弃的思维方法，自觉剥离西方理论中与当今社会或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成分，取其精华，以应用于变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当下情景，尤其是它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这就是要强调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国化，要站在现实中国来认识和分析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现象，以区别于早期西方的、以“乌合之众”为预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言以蔽之，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既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治学态度。

三、阐释的方法——成见是理解的前提。

　　阐释的方法源自阐释学(Hermeneutics，Hermeneutik)理论。阐释学又称“赫尔墨斯之学”。(赫尔墨斯Hermes是希腊神话中传达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旨意，在把神旨传达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时要做一些解释性工作。)我们这里关注的当然不是阐释学的发展史，而是阐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存在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在传统认识论中，“先见”或“偏见”一直是被人们努力铲除的对象，偏见与“理解”的关系成为势不两立、必欲两相决裂的关系。但本体论阐释学的创立者海德格尔的观点却与其相左，主张正是作为理解条件的“先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将某事理解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⑥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本质观念，提出了“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充分肯定解释者或读者在阐释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用了“视野”(Horizon)这一术语，认为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超出了视野人们便一无所见。只有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种阐释，那种只有一个“惟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是不合理的。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