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孙少安则是一个心地善良，情操高尚，善于思考，勇于奋斗的农村先进青年的典型，是农村发展的希望所在。孙少安的发展立足在他的现实性和农村实践的基础上。他是结合了农村的现实情况之后求发展的，他没有空想，他身上同样具有同苦难抗争的奋斗精神。而“当他具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是精神匮乏，反映了农村文化经济统筹发展的现实性和迫切性。”{5}孙少安是农村青年中扬弃了传统意识和道德标准，对生活采取现实态度较为典型的奋斗者形象。他只想通过自己拼命的劳动改变自身贫困的“世事”，无论他的搞分担包产，亦或是后来的办砖厂，无一不是为了摆脱苦难，一家人能过上安适幸福的生活。作者对孙少安坚强地承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磨难的品格和令人荡气回肠的道德情操，倾注了深情的赞美。《平凡的世界》第二部42章写到：“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这是作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对孙少安创业奋斗精神的由衷赞美。”{6}也许正因为有了苦难体验，使路遥作品中主人公自强不息精神有了发生的土壤。不在苦难中爆发，就在苦难中灭亡！孙少安不甘于贫困和落后，奋发图强，终于过上了好日子。这种积极昂扬的生活姿态，这种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需要的，具有激荡人心的伟大力量。

　　生活中的矛盾，对人来说意味着困难。在矛盾冲突中不避艰险，战胜困难，才更显人格的伟大。作品细致而突出地展示了他在改革的大潮推动下表现出的英勇和信心、思考和追求，以及那种为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而焕发出来的“失败了再干”的“挣命”精神。作品正是从主客体、人和环境的尖锐冲突中，显示了孙少安的刚强性格和抗争精神，具有崇高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二、理想与现实反差作用下的悲剧情结

　　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蕴来自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和特定时期的现实生活，正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契合中，孕育出苍凉、悲壮的人生况味和沉雄、崇高的悲剧美。路遥笔下的爱情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挣脱不掉的悲剧性格。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惰力，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以及地位、身份的各种不同作用，最终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情节。

　　生活的平凡而个性气质的不平凡，赋予了两兄弟深受女性的崇敬。在高中读书期间，少平不凡的气质，就受到出生高级干部家庭的田晓霞青睐。晓霞从小爱读书，善思考，对事物常有超出年龄的不凡见解和独立分析判断能力，长大后逐渐养成了豪爽、洒脱的男孩子性格。后来碰到打工的孙少平，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仍是衣服破烂的孙少平没有被生活同化，言谈举止间都表明他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人，随着交往建立起了一般人难以理解的超凡脱俗的爱情。田晓霞在日记中写道：“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碳丈夫而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是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7}可见，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之深，爱之切，已完全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他们破陈旧的爱情观，以最纯真的感情演绎并推动着现代意识的发展，追求的是心有灵犀，平凡的人格及自我尊严，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与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持正自身价值的共享状态”。

　　然而，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田晓霞，一个省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孙少平，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煤矿工人。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结合无异于天方夜谭。路遥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作家，从现实主义出发，迫于无奈，含泪安排了悲剧结局——田晓霞在抢救落水儿童的英勇献身，令人惋惜。从而这个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艺术魅力，也为整部作品笼罩上了更深一层的悲剧色彩。细读我们会发现孙少平是一个毫无爱情支配能力的弱者，他对爱情很无奈，他很清楚田晓霞对他只是一个青春童话，离开他是最终的必然，然而他又害怕，不愿晓霞离他而去，他爱的很懦弱！这就是社会以及性格所酿成的悲剧！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