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荀子》中可见荀子对于礼学的发展与传播是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非常强调礼乐的实用性，且将礼乐看作是成就人之本身和安邦定国最基本的要求。到了荀子，他对礼的要求一如既往，《荀子》中有不仅专门有讨论礼的《礼论篇》，其他零散的礼论文字在各篇中也是随处可见，可见，礼仪之统在荀子思想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荀子在《礼论篇》中集中探讨了礼的来源和内核，礼有三本，是天地循序，人能认祖归宗(修身、齐家)、成就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与内在要求，这也和孔子要求的礼乐的实用性一致。荀子也从现实的操作出发，通过礼的分层级指出其具体该如何运用，即礼首先从疏略开始，其次形成完备的礼节仪式，最后达到使人称心如意的程度。通过对名家等的批评，荀子指出“礼者，人道之极”，涵育深刻的道理，而非仅仅用于辨析的名目，最后通过细述丧礼，指出礼是伴随人的一生，片刻松懈不得。《荀子》不仅对礼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乐论篇》中，他对孔子同样重视的音乐也进行了发挥。荀子在此对音乐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荀子认为，音乐在教化中有巨大的作用，“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所以先王制《雅》、《颂》以“感动其善心”。而那些淫声、奸声的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乱世的征兆。荀子还指出音乐与礼发挥功用的形式是不同的，音乐能使人沟通，礼则使人有区别。荀子对于乐的重视和孔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感叹如出一辙，肯定了孔子对礼乐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视。

　　其次，荀子深化了儒家对《诗》的传统。春秋晚期，私学兴起，平民教育也非常重视《诗》的教学。孔子认为《诗》不仅可以言，而且也可以用于政，可见儒家对于《诗》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视。荀子对于《诗》的重视程度，张小苹指出：“《荀子》一书引《诗》83次(重10次)，论《诗》33次，在所有先秦独家著述中，《荀子》引《诗》、论《诗》次数最多，由此不难推测荀子对《诗》的重视与熟悉，荀子对战国晚期《诗》学的传播起过重大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荀子》各章中所引的《诗》，都是为了加强议论的合理性与说服力，所引《诗》句本身就是议论的组成部分，与上下文联系紧凑、密不可分。 　　最后，《荀子》书中有不少春秋时代的故事和人物，《大略篇》中的“《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等可见荀子生前对《春秋》也有一定的熟读与传授。再如把《春秋》纳入到儒家六经体系中参照、对比，荀子用“《春秋》之微”把《春秋》之义提升到了哲理层面的高度，增强了《春秋》作为儒家经典的理论深度。总之，荀学与春秋学的传承关系是明晰的，而荀子的儒家地位也通过其对儒家经典的传授彰显无疑。

　　三、荀子坚持内圣，更偏重外王的事功精神

　　荀子生前不仅非常重视各种儒家经典的学习，而且也努力将其所学运用于现实生活。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信念的前提之下，也在努力争取儒家的政治地位。荀子所体现的务实精神，应该是汉代儒宗董仲舒的取法对象。他们都为儒学适应时代环境、进而寻求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荀子追问何谓政治，“请问为政?……王者之政也”，认为王者之政是一种用贤罢废、诛恶化民的政治，赏罚分明，可以使人人归于礼义。荀子在这里尤其强调法的作用，他指出处理政事要用礼和法两手，必须明确尊卑等级，使之相互制约。荀子在《王制》篇中也提出，良好的统治者应具备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品格和手段，这是他所应做的三件大事。《荀子》许多篇章中，都可见荀子积极地事功精神，如通过“法”与“职”的辨析，荀子试图将儒家内圣与外王紧密联系，通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的警示，指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治理百姓要依靠君子礼义，用礼义等级，协调百姓，就可以使他们各守其职。

　　通过王霸之辩，荀子更是指出以道治国则大安、大荣。治国的方法有三：义、信、权谋，三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只有以义治国才能征服天下。只有正确选择立国之道和治国之人，才能国泰民安，天下昌平。他也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兴、亡两种前途：法治、佐贤、民愿、俗美的国家兴，反之则亡。这一点古今同理。做国君的关键不是事必躬亲，而在于设官分职，任用仁人管理政事，以礼义规范百姓，这样国家必然昌盛。大到王霸之理论辨析，小到国家内部官职的实际设置;上到王者的选用，下到百姓的规范，荀子将儒家内圣外王紧密衔接，从现实出发，强调了儒者治国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