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看到，结构主义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它所处理的结构不断地产生这个结构的新元素。而这些新元素的产生，将有可能改变原有结构各项元素的意义，因此不能保证具有期望的稳定性、不变性和一贯性。因此，结构主义定义结构单元同一性采用的是非直谓的方式，通过参照总体来来定义，但这个总体并不能被“总体化”，因为“”引起了变化和新单元的出现。塔西奇指出，德里达对同一性的批评与彭加勒对同一性的批评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与那些反对把数学还原为与语言的数学家一样，德里达也承认有些东西超出语言之外，说他“总是关注语言的‘他者’”;。德里达把这个“语言的他者”称为“延异”。由于新结构单元产生的无穷可能性，原来被认为僵硬的结构符号系统把自己向意义连续统开放，这个无尽的开放被魏尔成为“自由生成的媒介”，德里达用了一个相似的术语：“普通生成的媒介”。这样，德里达的“延异”有点像是布劳威尔的连续统，但他并不在个体构造的意义上来构想。他说，延异指示着普通结构单元间的差异游戏和一定的疏远、推延和意义从自身的剥离。最终，德里达像是寻求在静止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中引入“直觉主义”的动力学观点。语言的他者，延异，连续统是超出语言之外的，但并非是一团漆黑，它有某种结构。他把延异视为某种可以想象的理想化可读写作之前的东西，是意义变化的可能性空间。因此，他并不是对结构主义进行解构，而是进行某种方式的重构，以允许意义连续变化的可能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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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西奇认为，连续统问题好象是后结构主义的隐秘主体。;


在德里达的延异中，没有原子，没有开始，并且没有结局，因此他反对终极的、源初的原因这样的观念，因此他责备布劳威尔的神秘个人主义、胡塞尔的原始直观甚至还有海德格尔的起源概念。在他看来，没有纯粹的差别和同一性，它们统一在延异中。因此，他一方面承认主体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呈现给自己……是在之后”;。这样，形式主义的“符号”和浪漫主义的“行动”总是先于对方，语言和“他者”也就消融在延异的连续图画之上。;

最后，塔西奇的结论是，后现代思想的大多数观念都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时代，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就是拒绝一个启蒙运动的观念，那就是法则是永恒的、普遍的；而同时，后现代思想的最流行的形式看起来却像是著名的“中心”信条的勇敢变种。他说：;

后现代（不论这个含混的术语告诉人们什么）看来没有与它之前的任何事物有决定性的断裂。相反，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推向极端的有害的形式主义，并补充歪曲了一些人们在很多年前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在它几乎完全缺乏-意识的情况下，它勉强把形式主义的还原论和直觉主义激进运动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说，它恰恰把二者最糟糕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在它大部分的快乐时光中，对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没有任何认识。;

尽管塔西奇并不对后现代思想持赞同的态度，但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参与所谓的“科学战”，而是尝试打开一种沟通与对话的可能。他相信，数学毫无疑问以复杂的方式与大陆纠缠在一起，因此，一方面要注意到数学广泛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珍视对话和沟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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