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看来形式主义与直觉主义的最深层的分歧就在于直觉主义者相信人能够以某种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方式对言说作出贡献，而福柯恰恰反对这一点，他声称，并不存在诸如“作者”这样的东西（荣誉应该归于言说自身）。显然福柯的理论面临着形式主义的所有困难，同时，他的学说也使他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有了根本性的差别，这方面内容塔西奇在书中有详细的讨论。不过，对我们当下的任务来说，知道他的思想方法来自数学形式主义及卡瓦耶斯的基本观念，就已经足够了。;
人们一般认为，结构主义思想主要是来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著作。但塔西奇指出，尽管结构主义运动经常不合理地引用这位语言学家的著作，但他们的立场实际上更接近于卡瓦耶斯，而不是索绪尔本人的观点。;
塔西奇表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观念实际上在他之前已经由哲学家以及特别是数学家分别表达过。不过，他并不认为索绪尔仅仅是在鼓吹来自数学的观点。他关心的是，索绪尔是如何被结构主义运动误读的。简单说来，索绪尔把语言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元语言层次，包括言说和语言，前者是实际发生的言说活动，后者是互相共享的“事实”；二是语言的形式结构，索绪尔称为“语图（la;langue）”，即语言学能指的形式结构，这是语言的非时间性的句法蓝图，它使语言的理解成为可能。在索绪尔看来，元语言层次是语言的意义和变化发生的源泉。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是否索绪尔认为，语言学能指的结构区分不但是意义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
答案是否定的。索绪尔承认“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但他并不认为语言自身足以产生思想。对索绪尔来说，形式结构的区分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他说：“这个同一性经常包括一个不可确定的主体性因素”，此外，“一定存在解释的第一个行为，它是主动的……。”;在他看来，形式和语法社会地存在着，但变化源自个体。;


因此，结构主义运动的教条诸如“语言决定思想”、“语言自己在说”、“没有作者”等等并不是索绪尔本人的思想。当然，塔西奇无法追溯这些误读发生的具体过程，但他指出，部分原因可能是索绪尔身后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人做了随意的改动，另外，除了卡瓦耶斯的激进观点之外，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四;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也在直觉主义-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立间摇摆，像是要在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达成一个妥协。一方面维特根斯坦证明，个体意志是语言不能理解的，这表明他接受了布劳威尔的观点，即不存在私人语言这样的东西，但与布劳威尔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任何行动的辩白标准总是社会的，这表明维特根斯坦承认每一个理解的活动都包含着普遍性和个体性的混合，个体的作用使得理解的行为不能辩白为知识。但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又认为，意义最终在于辩护，既然自我的某一部分无法用语言来掌握，那么就从他的语言游戏中分离出去，因为它不是一个对象，没有什么辩护可以求助于它。;
那么，是什么给陈述以意义？显然不是习俗，这意味着语义在于文化的句法，这已经由维特根斯坦证明为失败了，因为要用外部标准为我的语义进行辩护同同样也要求更高的外部标准。那会是什么呢？直觉主义和浪漫主义者会说，意义部分地来自个体的作用，来自语言和习俗之外的个体行为。但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中没有给创造性的主体活动留下空间，因为它不是一个对象，不能被命名。最终维特根斯坦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方式：既然主体性是语言不能达到的，那我们也就应该忽略它。;
维特根斯坦试图调和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对他来说，意义有时与虚构相似，但有时又需要辩护；理解有时近于，但在其它场合又与形式语言辩护相接近。塔西奇说：“也许可以说，就是这种摇摆不定，维特根斯坦分裂人格的幽灵萦绕和渗透在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之中。”;
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德里达也周旋于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之间，但与维特根斯坦最终滑向实用主义立场不同的是，他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实际上是在寻求一个针对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二者的共同批评，而同时借用了两者对对方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