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耶斯是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哲学立场是坚决反对直觉主义和存在主义。从其观点上看，他明显受到希尔伯特形式主义的影响。如希尔伯特计划建立一种元数学，一种关于证明自身的数学，而卡瓦耶斯同样也谈论“科学的科学”，并坚持真理在于证明，在于方法自身。塔西奇认为，卡瓦耶斯是福柯思想的隐秘来源。除去二者观点上的相似外，还有一条有力的历史关联，那就是福柯曾承认他受益于他的导师科学史家乔治•康吉莱姆，而后者很仰慕卡瓦耶斯的工作和人格勇气。;
希尔伯特曾受到理想元素的启发，认为这些虚构的实体是数学家在数学运算的过程中发明的。因此，这些对象如果脱离了它们所在方程的语境，实际上就什么也不是。它们只是语法上的虚设，是由语法自身产生的。“对象是由方法产生的”这样一种形式主义观点在卡瓦耶斯那里被推向极端。他明确指出，对于虚数、电话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出现，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需要我们给予感谢：它们只不过是科学自身运动的结果。福柯更加极端，他甚至说没有什么文本有自己的作者，它们是自己在书写自己。;
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观点有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危险性：否认这些过程中有任何人类的创造。按照卡瓦耶斯的激进观点来看，好象是数学自身扩展了它的方法论的必然性，自身引导着形式上的理想化，这种过程是超越于个人的。因此，卡瓦耶斯写道：“一个理论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个体科学家的理解，而在于不能停止的概念生成。”;意义在于方法，而方法在历史中扩展自身，因为数学真理的不断变化，因此超出了个体理解的范围。福柯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它可以运用到所有科学，人和哲学。;
但是，如果按照这种形式主义观点，真理在于方法自身，那么谈论“知识”或“真理”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不能保证这两个词在历史中保持一贯不变的意义。因此福柯号召人们回到“快乐的实证主义”，用实证主义的方式来处理历史。人们会问，如果那些内容不是“知识”或“真理”，那么它们是什么？福柯说，那是“论述实际”（discursive;practice），即那个时代人们实际上谈论的东西。但是鉴于福柯上述形式主义的立场，问题出现了：是什么把论述实际维系在一起？又是什么使得它们不断变化？;
对这一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很容易的回答，那就是人给予论述实际以惰性，但也改变它们。人们根据信仰、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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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来组织自己的活动，但也通过自己的创造、错误、发明等等来改变它。这像是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的观点。但福柯不想这样做。;


首先看福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把论述实际维系在一起？福柯认为，有某种东西把论述实际联结在一起，他称之为“事物的秩序（order;of;things）”、“知识场(episteme)”、“力(power)”等。这很像是希尔伯特的有限直觉，但被福柯形式化了。这种东西潜藏在论述实际的边缘，使得概念的形成得以可能，它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不能通过我们的完全表达出来，但语言却是我们理解它的唯一途径。在此基础上，福柯认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并非实际的人，而只是研究他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却假装这些就是有关人的所有东西，这是很不严格的。因此，福柯提出一种新的人文科学的纲领，它将放弃这个浪漫主义的幻觉，通过语言学的回归，使得人文科学将具有的精确性，这是快乐的实证主义一直梦寐以求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使得论述实际不断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福柯的解决办法是，放弃连续性的观念。在这一点上，福柯把形式主义观念推到了极端。时间-直觉，连续统等浪漫主义-直觉主义的观点被福柯作为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的幻觉予以屏弃。;
这样，福柯呼吁结束所有那些赋予人类以特殊地位的思想观念，在他看来，人——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显然是浪漫主义的发明。事情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浪漫主义发现了语言不能把握人性。正相反，是语言自身的工作导致了新的“理想元素”的产生，这些理想元素包括“人”、“潜意识”、“欲望”、“我”以及内在时间等等，它们仅仅是语法上的虚设，出现于语言的过程中。他说：“人只不过是一个新近的发明，还不到二百年的时间，是我们知识中的一个革新，并且一旦当知识发现了一个新的形式它很快就会消失。”;这个创造物将被抹去，就像画在沙滩上的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