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李龙的《良法论》、张文显得《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哲学研究思潮》、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使我明白了恶法的存在有着其必然性，在苏格拉底死后，分析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各自提出了“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的观点”来劝示着守法的观念，他们的观点分别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法治主要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这一经典论述不仅表明了普遍的守法和制定良法是法治构成的基本要件，而且隐含了良法的存在是普遍守法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被后来许多学者所吸收，自然法学家们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恶法非法理论，并表示恶法本身就不是法，人们根本没有遵守它的义务，自然法学家的这一派理论对西方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不过，西方法律想史的舞台绝非自然法思想的独角戏，众多流派的厮杀构筑了不见血的战场。在对恶法的遵守上，一直就存在一种与自然法思想相反的论调，在人类法制实践中，这种论调所占的地位绝不亚于自然法关于恶法不必遵守的主张。这一思想从此存在于众多分析实证主义者的著作当中，而作为亚里士多德之师祖的苏格拉底更是以自己的行动和生命捍卫了这一观点。本文试图通过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分析苏格拉底的守法观，进而分析苏格拉底的守法观对当代中国法制实践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外文文献：The Prou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一书中系统得阐述了分析法学派以边沁和奥斯丁为首的分析法学派提出，法只要是被合乎程序的制定出来，不论这种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它都是实在的法，都必须得到尊重即“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提出了他们对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划了自己的范围。

　　再次一下的文章对我的启发颇深：

　　《法律与宗教》是伯尔曼教授的代表著作。在《法律与宗教》这本专著中，伯尔曼分析了法律与宗教的共同要素，进一步指出了西方法律信仰崩溃和衰退的原因在于失去宗教般的虔诚的信仰。同时，伯尔曼教授也指出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并非人为地强制结合或法律的崩溃而寻找的自救方法，而是从一开始两者便不可分割。尤其是其名言“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变成僵死的法条。”我认识到了法治国家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法律信仰是中国的法治大厦。农民法律信仰的培养是当代法律人的使命。这正是我创作的目的和动机，同时也是我的论文《论农民的法律信仰》的意义所在。

　　姚建宗教授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法律信仰对法治的重要性。姚建宗教授的这篇文章从信仰的高度来论证法治的真谛。法治是一种价值、一种理念追求，并非是一些呆板的规则和法条。读了姚建宗教授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我更清楚地领会了伯尔曼《法律与宗教》这本专著的精神内涵。为此，我深知，法律信仰对法治的积极作用及其价值，这正是我论文的切入点。

　　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其法理学方面的专著，但在这篇文章中其将信仰也写入其中，其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

　　拉兹在《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一文中提到：对法律的态度，就是尊重法律。这对于我们树立法律的权威性有着自觉的教育意义，我们应该在心底里去尊重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权威。

　　周旺生教授在《法理探索》一书中明确地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性，即我国的法律还不健全，我们需要作的就是遵守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进而唤醒我们的法律信仰意识。

　　还有以下的文章也对我的写作内容有着重要的提示：甄惠的《前沿》，周旺生的《法理探索》，王振东的《法理学、法史学》，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潘思：《潘思选集》，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文献，我从中领悟到法律信仰在中国法治中的重要性及法律人对公民权利的关注是其应有的责任 ，这对我文章的整体构思也影响很大。通过对这几本文献的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农村法律信仰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作，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整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