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邦政体的分类，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政体分类的两个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旨和统治者的人数。按照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统治者谋私利将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然后根据统治者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正宗政体以及它们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以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作为划分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政体思想的圭臬。后世如阿奎那的政体思想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在中世纪神学条件下的翻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论是霍布斯根据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还是孟德斯鸠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政体的原则进而认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是三类正常的政体，并否定专制政体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政体的选择，即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不像老师那样试图提供一种理想政体，而是主张“不仅应当研究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而且要研究什么是可能实现的政体，并同时研究什么是所有的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关于所有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应该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其二，应该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独立成章的，是说明政体性质的一种规章。”也就是说，法律是对政体性质的规定。法律与德性紧密相联，“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但由于法律是针对普遍性问题的，因此，法律也有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应该让公民轮番参加统治。关于政体的维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公正，并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公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的着名论断，在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仍能找到其思想延续的痕迹。“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的名言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公正)思想。

　　关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所以城邦优于个人，城邦善优于个人善，个人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的善跟随个人的善”。所以城邦的善离不开个人的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角度和考量依据。在西方历史进入到20世纪时，当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盛行时，有识之士如麦金太尔等就主张继承、弘扬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以整合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寻求个人价值与社群价值的统一。

　　关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应该和城邦的目的保持一致，“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主张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做内容、方法的区分，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由于“一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固定是同一些人，另一方面又有所差异。因此对公民的教育也必须随之相同或不相同”。

　　三、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亚里士多德在进行政治伦理研究时采用的方法也是其理论特点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知识领域中作过许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他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科学分成几类，其中作为探求行为标准的实践科学，就包括政治学、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注意到并明确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实践性。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