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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知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和道德，知识是人们自觉地、半自觉地、无意识地获得的包括常识、经验知识、以及一切正规知识的总和。在个人获得知识后，知识会反作用于人的意识和道德。常识、经验知识、以及一切正规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知识的进化而不断更替。知识进化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因此不同的知识其进化的途径也不尽相同。

　　二、公共知识

　　相对于物质产品而言，知识有很多特性为人们所共知。如：在知识使用上，知识可以由不同的对象同时并多次使用，并且使用过程中并不使得知识本身产生损耗，甚至加快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创造。

　　然而学者们很少去注意知识具有公共性，直到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王维国提出了“知识的公共性维度”一说，为知识的研究以及与知识相关领域的研究拓宽了空间，如知识的公共性、公共知识、公共知识管理等等，如果再与知识社会背景相衔接，可供研究的领域将更宽。

　　所谓公共性就是指一种社会化的可重复性，即某一经验不仅某观察者本人可以重复，而且社会上其他合格的观察者只要实现相同的条件也可以重复，它是相对于只能由某观察者本人所重复的个人经验而言的。在这里我汲取了走出“个人”

　　面向“社会”来诠释知识的公共性，如果某知识由个人知识走向了社会的知识，那么，此知识便成为公共知识。在这点上我与王国维就知识的定义有些出入，他认为公共性是知识不可或缺的纬度，即如果不具备公共性，那么知识不能称其为知识。而我认为，由知识走向公共知识是知识社会化的结果。

　　为此，在确认公共知识的内涵上，我认为凡是常识、经验知识、以及一切正规知识中具备公共性特征的知识都是公共知识。即公共知识排除了个体性常识，容纳了社会性常识;去除了个体性经验知识，保留了社会性经验知识;将权属个人的正规知识拒之门外，而将权属社会的正规知识涵盖在内。

　　三、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他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提出的。在罗斯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汹涌的移民浪潮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罗斯认为，社会需要公民中的“伦理精英”群体(由教士、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组成的精英团体)发挥他们“绰绰有余的道德力量”,来引导建立美国社会控制的新运作机制。罗斯将社会控制看成是社会对人的行为所作的约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机制，认为在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控制手段，建立起“人工设计”的秩序，以防社会走向混乱和解体。他同时将社会控制分为三类，即对意志的社会控制;对情感的社会控制;对判断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论得到许多中上层阶级进步主义者的首肯和支持。他们对大城市及其移民威胁美国民主的稳定、外来文化对美国文化传统的侵蚀深表忧虑，便以“伦理精英”自居，肩负起制定法律和法规，并对移民、工业工人和黑人进行社会控制的使命。

　　社会控制在类型上可以分为：积极性控制与消极性控制。积极性控制是指运用宣传、教育等措施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预防社会越轨行为的产生;消极性控制是指运用惩罚性手段对已经产生的社会越轨行为进行制裁。

　　硬控制与软控制。硬控制是指运用强制性手段，如政权、法律、纪律等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实行控制;软控制是指运用非强制性控制手段，如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实行控制。

　　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外在控制是社会依靠社会力量促使社会成员服从社会规范，社会力量的强制性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础;内在控制是社会成员在内化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自觉地用社会规范约束和检点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制度化控制与非制度化控制。制度化控制是指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如法律、纪律、规章及各种具体社会制度)告知社会成员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非制度化控制是指虽无明文规定，但因风俗、习惯等的约束，社会成员对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已经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