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康德就在几乎抽空了理性要发挥工具性的效应便必须具备的认知功能基础的同时，又极大地彰显了理性在实践领域特别是道德领域作为终极目的的主导意义，结果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陷入了化工具为目的的理性悖论，以致他自己也不得不富于反讽意味地宣布: “我们确实无从理解道德命令的无条件实践必然性，但我们又确实理解它的这种不可理解性。综上所述，由于西方主流哲学“实践理性”精神的误导效应，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头号“祛魅”利器的“理性”早就已经扭曲变形，反倒将自己变成了弥漫于人生在世的某种神秘“魅影”。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应当首先在理论上展开新的“祛魅”努力，剥去“目的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假面具，还原“工具理性”的真面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解“理性魅影”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