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艾丽斯，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提出了“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概念，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它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彰显出来，清晰地划分了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界限。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提出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女性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审视围绕黑白明晰界限存在的种种问题，还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种族内部，以及自己认同的群体——黑人女性内部。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创作的复杂内涵，显示出耳目一新的特征，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使之逐渐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它更加深远、全面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在文学理论界独树一帜。

　　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中最新而且发展最迅速的模式，是与第三世界批评家关注“种族”相呼应的。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主要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移民、奴隶制、种族、性别、地区、压迫、抵制、表现和差异等。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黑人文学的重要部分的黑人女性文学，是在反对其所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谋而合。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受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

　　首先，黑人女性要面临来自于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黑人女性和黑人男性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她们为了民族的、种族的利益进行共同的反抗，让世界正视黑人民族的存在，白人作家体会不到其中的感受。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女主角黑人妇女赛丝的一段话，显示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共同控诉：“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

　　其次，作为整个黑人社会的女性来说，强烈的性别压迫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黑人妇女的身心都处在极度痛苦之中，这一点白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男性都没有切身的感悟。所以正像芭芭拉，史密斯曾说过的，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批评应该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同时还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井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性作家的模式和方法去理解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与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评论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涵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黑人妇女这种比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更多的苦难，决定了她们的创作有着独特的意义，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最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即“身份”批评带来较好的切入点，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者看来，作者也好，读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似乎都带着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站在一个由特定的文化、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来从事写作、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角度、观点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把黑人妇女的地位比喻为处在主流文艺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双重边缘上，在她们看来，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别和社会区别一样，是后天强加的，而不是生理的，实质上是文化和社会的营造。芭芭拉·史密斯在《论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所以应该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艺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这一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相辅相成，整合为一体，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和性别双重探索的批评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