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化证据意识，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作为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的排除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在检察职能的运行中确保侦查、审查起诉、开庭审理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这是检察机关需要加以思考的。检察机关作为新刑诉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主体，应明确自己在不同诉讼阶段的角色定位和工作重点，强化证据意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新刑诉法中切实有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合法性的监督，对于自侦案件，检察机关不仅要以身作则，严格规范自身的取证行为，而且还要加强对自己侦查行为的监督和被审查；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当把握好非法证据排除的最佳时间，保证非法证据排除的及时性，做好合法证据的“守门人”，这对避免产生冤假错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法庭审理环节，检察机关承担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应及时调整对取证程序合法性的出庭应诉工作，配合法庭做好非法证据的排除。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制定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规则。长期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一套具体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刻的法治精神、人文价值还必须通过具体、可供实际操作的制度体系来支撑，由具体的操作规范来连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空白地带。”［2］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的职能特点，以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为前提，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总结实践经验，做好与其他机关或部门的衔接，制定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操作程序。

　　（三）强化量刑意识，完善量刑建议制度

　　新刑诉法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规定了有关量刑的内容，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然而，如此简短的一个条款，“更多的是一种宣示意义，是对近年来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探索与尝试的独立量刑程序的一种表态和回应”。［3］（p256）新刑诉法既未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作出明确规定，更未将庭审中定罪和量刑相分离。对此，检察机关应强化量刑意识，明确公诉工作应当包括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切实摒弃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观念。量刑意识的强化不仅体现在观念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落实在具体办案中的表现。比如检察机关在进行案件审查时，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年龄、身份、作案动机、犯罪后表现等常见影响量刑的情节加强审查；在法庭审理中，在提高指控犯罪能力的同时，要合理安排证据的出示顺序，提高量刑辩护能力；平时要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了解掌握法院在量刑方面的规律和特点，使量刑建议更具有针对性，提高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采纳率。同时，新刑诉法虽没有采取建立独立量刑程序的庭审模式，仍维持了原来的刑事庭审的基本模式和框架，仅仅强调对量刑有关事实、证据应当进行调查与辩论。但笔者认为，庭审中开展对量刑事实和证据的辩论应当以量刑建议为前提，根据量刑建议展开辩论，这不仅有利于量刑过程的透明化，而且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总结前期量刑建议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量刑建议制度，提高量刑建议的水平和质量，确保在庭审过程中针对有关量刑的事实和证据能真正展开调查和辩论。

　　（四）强化监督意识，履行简易程序出庭公诉职能

　　新刑诉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规定了被告人的程序决定权，而对检察机关来说挑战最大的变动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工作量，而且对加强检察机关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中出庭支持公诉和诉讼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在物质、财力和人力等方面做好充分应对准备的同时，还应在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完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机制。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出庭工作的通知》，要求2012年10月1日前，对简易程序公诉案件出庭率应尽量达到50％，年底前原则上达到100％。其实，早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已经开展了简易程序派员出庭的改革试点，但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因此各地在庭审简化的具体做法上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有的甚至存在不规范的现象。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应当和法院紧密联系，梳理简易程序公诉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积极探索简易程序的启动、庭审程序的简要设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方式、工作文书的简化等内容。比如，在公诉人中划分出专职出庭公诉人，培养他们熟悉简易程序出庭支持公诉的要求，掌握符合不同案件特点的简化庭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