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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观试析文学论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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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日本新村所实行的制度和方式有助于实现“人的生活”。在他一九一九年创作的《访日本新村记》、一九二零年创作的《新文学的要求》和《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三篇文章中,周作人相继且坚定地表露了他的期望。他在日本新村体验时,觉得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生活”。“回到城中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5]在日本新村,周作人感受到人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苦乐共存,更坚定了他对“人的文学”的理想,他渴望在中国社会也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周作人更是将人的理想生活以具体细微的文字描述出来,且再次提出了和《人的文学》中相呼应的个人本位主义:“愈是彻底的知道爱自己,愈是真切的能够爱他人里的自己”[6]。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个人、人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且的最好方法。

  二是通过“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塑造真正的人,这一点是周作人从平民和贵族这个角度来分析人的文学、人的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并指出要倡导平民文学。而周作人创作的《平民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章则是他对“人的文学”观的延伸。他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7]这里的普遍和真挚是站在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角度来思考,他认为只要是“人的文学”,就应该是普遍和真挚的。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发表了《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更改了之前以普遍和真挚的标准去区分平民与贵族的观念,“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8]而在这里,周作人曾说:“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在这里,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最好能够做到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

  无论是从人的生活本能、道德需求还是从“人的生活”的实现以及平民的贵族化来阐述“人的文学”,周作人都始终在通过文字将他从生活、游历等所获得的感悟化为思想武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人的觉醒和解放做努力。但后来周作人很快对他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质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9],他认为文学不必是为了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自己的情思就可以了。

  四、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启示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觉醒具有启蒙价值和重要意义,它作为一种观点、思潮影响着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在今天看来,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不崇拜任何形式,打破了以往观念的束缚,创造出真正的属于人的文学,这点无疑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从小受着传统私塾的教育,但他能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打破脑海中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格局,真正做到关心妇女儿童、关心“人的生活”,并且在当时极早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不为任何形式所迷倒,坚持在文学内容的改革上要写“人的文学”。现代知识分子于时代和社会来说,所承载的任务有所不同,但如能受着“人的文学”的影响,提出对现代社会有利的观点,也是一大贡献。

  其次,从周作人追求“人的文学”这条道路来看,他从酝酿着口号的提出、生活经历的印证、对观点的补充,再到对其的质疑,都能看出他前一时期对其所作出的努力,以唤起社会的觉醒。从这点来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任何一种观点的提出,只要是于社会真正有益的,即使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为其所做的努力和坚定也都是有益的。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不仅为当时文学内容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指明了道路,更为普通民众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不管其最终的道路成功与否,其所发生的作用是无可厚非的。即便是在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今日,它仍然影响和启发着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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