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阮籍的政治态度较为谨慎，稽康则更为鲜明犀利。秘康生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小阮籍13岁。《三国志·秘康传》记载:“(稽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察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论，可以养求而得也……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稽康之妻为魏武帝子沛穆王林孙女长乐亭主，因此稽康曾经仕魏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此后一直拒绝司马氏的招用。秸康的朋友山涛升职后举荐他代己之职，稽康愤作绝交书以示决心。书中公开批评当时权者“非汤武而薄周孔”，致使司马氏极为恼怒，后借吕安事件将稽诛之。稽康的个性比阮籍更加张扬与峻厉，这也导致了他一生坎坷。秘康与魏室通婚，在政治上也和曹氏关系密切。对于司马氏篡位，他的立场彻底倒向了曹氏。稽康曾作《太师篇)),《管蔡论》、((卜疑》等论，都涉及对司马氏行为的指斥及表明自身不与之并世而立的志节。

    稽康并没有以姻亲的便利作为自己显身扬名的阶梯，也不因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而屈身于仕途。相反，他却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态度，修身养性，明志无为。他的《养生论》、《释私论》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稽康不为官职所束缚，他超然地悠游竹林、鸣琴唱和，所以“京师谓之神人”。“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秸康在《答二郭》中有云:“但愿养性命，终己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也是稽康对自己精神追求的表露。
    秘康虽有志于养生，但司马氏的残暴使耿直的他无法保持沉默。当司马氏贰杀曹髦之后，播康终究还是写下了《难自然好学论》如此峻切的篇章，公开嘲讽司马氏集团的虚伪说教，同时还无比尖锐地讥刺了那些名教礼法之士。他在文中有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种种黑暗面前，秘康的铮铮铁骨和傲然不屈的伟岸风姿。他在痛苦中选择了超脱，于是诸多怪诞行为由此而生，这不仅是对丑恶现实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自身的一种救赎。
    稽康文采斐然、博学多闻，确是魏晋名士的佼佼者。《世说新语·容止篇》有云:,秘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异。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宁。’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康别传》注引:“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是非常之器。”秘康有这般形貌，“风姿爽朗，天质自然，虽不修名誉，而名誉自来矣。”在竹林七贤中，稽康确是一道明亮炫目的景致。
    秘康与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从其游者还有阮咸、王戎、刘伶、山涛、向秀诸人，他们虽不似阮、播二人美姿博才，却也各有风致。“竹林七贤”大都喜纵酒，任性放诞。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他们以荒唐来对抗黑暗现实。他们是痛苦的沉醉者，也是勇敢的反抗者。
    竹林七贤能文能歌，溺于美酒，尽力摆脱现实，逍遥自在。在痛苦面前选择超脱，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他们不仅将自己的生活理想化、诗意化，而且为后世留下了灿若明珠的诗篇和经久不息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