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讨论宋代名家作品修辞问题时所显示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熹对一人一作的优缺点不但能从文字修辞上进行系统分析，而且在这种分析过程中还能联系做人的道德含义与客观效果，显得十分透辟。例如，他的学生问范太史文章如何，朱子说：
　　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6页)
　　首先肯定范太史文的好处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即是说，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实实在在，很难得，因为根据自己的见解，实事求是地讲话、写文章，是难能可贵的，总体上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人出发点一般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不像那名利熏心的人，总喜欢矫揉造作、虚假不实。但是不是这种人说话写文章就一定很完美呢?不是的。如范太史写的《唐鉴》虽然是不造作的好文字，但在修辞上往往照管不到，评论也总是意思表达不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朱熹具体分析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精神”，所以才会有照管不到的地方；一个是“元气力”，所以到后面含义多脱略，意思表达不清。“无精神”与“元气力”有相通之处，但又有区别，相同的是都缺乏进一步深入的能力，不同的是前者偏向于内涵的精神，后者偏向于生理的气力。当偏向于内涵精神缺乏的时候，导致写文章有照管不到地方；当偏向于生理气力缺乏的时候，以至于越到后面就越没有气力，文字就会多有脱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语言修辞与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和天赋的生理气力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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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朱熹分析宋代名家作品修辞气象的根源说：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书》、《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主饮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0页)
　　朱子为什么在这里赞扬李泰伯的文章?因为李泰伯的文章学问根源是从经中得来的，虽然道理浅显，但都是从大处立论。他的《潜书》、《民言》好就好在如古人的《潜夫论》一样阐述的是人世间深微的生活哲理。《周礼论》好就好在它讨论了宰相与人主的关系，怎样才能有利于国家与的健康发展。他的议论往往是如此，所以他的文字气象总体上就好，很使人欣赏爱惜。而且，朱熹认为这与整个时代的风气有关系，那个时候，全的状况好，方兴未艾，所以，在个人的作品中体现了出来。在讨论李泰伯文章修辞的根源时，朱熹还将老苏父子的情况与他进行了对比：“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300页)老苏父子文章修辞的根源是从《战国策》得来的，所以都是从小处立论，欧公比较喜欢他们的文字气象。朱熹还讨论了李泰伯晚年参道的情况，李泰伯有一记说达磨宗派很详细，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参究工夫的。朱熹感慨地说，以李泰伯的文章比较现在人写的东西，今日的文章就像三日新妇一样不成熟。某些人的文字，有什么见识?太浅薄了!
　　朱熹在讨论宋代名家文章修辞的具体问题时，不但拿李泰伯与苏氏父子相比，而且还以时文与李泰伯的文章相比，单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出了社会人文的三个层次：李泰伯、老苏父子、时文。文章是人的胸怀抱负、境界、内在气质、精神风貌、知识能力的综合表现，不同的人品、不同的社会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文章修辞风貌。朱熹强调的是人品、性格、后天学习渊源等与文章修辞气象之关系，强调作文修辞必须从大处着眼，抓住本质。朱熹认为，如果我们真想学好，有真正的修辞工夫，就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我们之所以要重视一切可以运用的修辞方法，正是为了准确地表达社会人生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3　“天生成腔子”修辞观中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容
　　
　　朱熹关于“天生成腔子”的著名论述本身就自然包含了修辞技巧的内容。但由于不能理解他的“天生成腔子”修辞观所显示的社会哲理内涵，人们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例如，罗根泽先生说“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罗根泽，1984：197)这种解释割裂了“天生成腔子”与“稳当底字”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忽略了朱熹讨论具体修辞技巧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涵。因为既然是“天生成腔子”，就自然是用了“稳当底字”，亦即恰当地运用了文字，这其中有着严密的内在关系，是各种社会哲理在文章中的自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