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康德的对认识工具的重视已经蕴含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重大变革的萌芽，现代哲学正是要从“中介”出发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这一哲学革命。哲学的研究课题不再是认识独立于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实体。卡西尔提出“我们不仅要理解世界‘是什么’，而且还要理解世界‘从何而来’”。他指出，存在是以各种符号形式为中介，才得以被人类思维所把握的。“这些特定的符号形式并不是些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器官；因为，唯有通过它们的媒介作用，实在的事物才得以转变为心灵知性的对象，其本身才能变得可以为我们所见。”

　　卡西尔明确提出，“我们不需要放弃由康德发现并由他清晰地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批判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引导批判问题去面对崭新的材料，但我们可能而且应当维护这个问题的形式。”康德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对逻辑理性能力的考察。因为在康德看来，真正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唯有数学、物理学等由逻辑理性能力获得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虽然康德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对审美判断进行了考察，但他认为审美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可以说，康德把人文学排除在了知识的范围之外。

　　卡西尔认为康德对认识能力的划分标准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康德所处的时代，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取得辉煌成绩的18世纪。这些科学的发展体现在了康德的哲学里，表现为他对纯粹数学何以可能，以及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考察，从而为科学奠基。而到了卡西尔所处的年代，生物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已经迫使哲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卡西尔要将康德进行的“理性批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其他的思维、判断、认知、理解的形式上”。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符号形式“尽管与理智符号不相类似，但却同样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平起平坐……每一种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对象化的道路，亦即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道路”。“我们必须追问的不仅仅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追问每一基本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全面性的问题。”因为逻辑理性只能作为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条件，只是人类思维把握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我们要对人文科学诸如神话学、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描述大千世界图景的力量，我们才会描绘宇宙的图景和人类世界的图景”。由此，“康德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扩大了的意义。”为此，卡西尔在其早期著作《符号形式的哲学》三卷本中，分别对语言、神话和科学三种认识形式进行了考察。而后又在其晚期的《人论》中，对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人类各种认识形式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康德的意识哲学进而发展和改造成其文化哲学。

　　由此，由各种符号形式构成的人类文化整体成为了沟通思维与存在，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中介和桥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由认识论哲学的心灵与物质实体的抽象对立的形式转变为以文化为中介的辩证统一关系。因而，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关系只有通过对人类思维创造的各种符号形式的考察才能被揭示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诉诸于对文化这个中介的考察，通过文化批判来自觉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这种中介化的思维方式是现代哲学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是其超越传统哲学而实现的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而提供现代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伽达默尔的意义哲学都是以中介化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主要流派。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即是抓住了文化(或符号)这样一个中介环节，形成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它以追问和具体研究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文化中介的方式，推进了对思维与存在问题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