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竹刻艺术

　　竹刻艺术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朵淡雅的奇葩，也是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竹刻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竹子为载体，将书、画、诗、印等艺术样式融为一体，赋予竹子以新的生命。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竹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

　　竹刻艺术历史悠久，从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可证，早在远古时代，先民就已利用竹子来纪事。西周时记载政事等，已广泛使用竹简，而大臣朝会时手中所持的笏，也系用竹子做成，其上刻有文饰。其后，竹子的使用范围更广，形制也更为多样。湖南19号战国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盛酒器“卮”，有用竹子制成的，其三足雕刻成兽蹄状。后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了当时用的毛笔，在笔杆上阴刻有隶书。而在湖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竹制勺，其上刻有浮雕，线条流畅，令人惊奇。文献记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有笔筒名“裘钟”，乃用斑竹制成。唐代时传入日本，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现藏正仓院的乐器“人物花鸟纹尺八”，更从另一侧面体现了盛唐艺术的辉煌。

　　宋代尚文，涌现了一支庞大而有素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直接影响了整个工艺领域的发展，为明清竹刻艺术的兴起与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明清时期，竹刻名家辈出，涌现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嘉定派与金陵派。嘉定派由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朱鹤（号松邻）开创，雕法以深刻为主，其子朱缨（1520—1587，号小松）、孙朱稚征（号三松）继之并有发扬，祖孙三人世称“嘉定三朱”，为嘉定派的形成及艺术风格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朱”之后，有侯崤曾、沈大生、秦一爵，及清初，有沈兼、周乃始、王永芳等俱称名家。至清康熙时有吴之璠（字鲁珍）、封锡禄（字义侯）、封锡璋（字汉侯）、顾珏（字宗玉），雍正时有施天章（字焕文）等，俱称大师。乾隆时周颢（号芝岩），世称“合南北宗而为一体”，“二百余年首屈一指”。其他竹人，各有专长。嘉定竹人，前赴后继，各显神通，赢得竹刻之乡的美名。金陵派名家，明代有李耀（字文甫）、濮澄（1582—1648，字仲谦），而濮澄则被认为是金陵派的创始人，雕法以浅刻为主。清代乾隆时期侨寓扬州的潘西凤（号老桐），原为浙江新昌人，因郑板桥的推誉，被认为是濮仲谦以后一人，故也称为金陵派代表人物。上述两派外，明代尚有张宗略（字希黄），长于留青，因籍贯无考（有说为浙江人，有说为江苏人，也有说是湖南人），后人无称是何派。及清代后期，又有所谓黄岩派，代表人物为方絜（号治庵），擅长陷地深刻；萧山派，代表人物为蔡照（原名照初），擅长浅刻。另有不知籍贯的尚勋，精留青。至晚清时，崇尚刻金石文，名家有浙江德清的朱宝骝、江苏吴江的杨澥、长洲的周之礼等，风格单一，实在也称不上派的。

　　明清时期的竹刻风貌，民国时重要竹刻家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作了很精辟的概括。他说：“纵观四百余年之竹刻，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质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又自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嬗变为清后期之平浅单一。以雕刻再现书画，实为后期变化之主要原因。”他的总结简明中肯，实在是知者之言。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变革与风气的转变，竹刻艺术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但流风所及，依然有较为精彩的表现。这一时期重要的竹人，有浙江吴兴的金西厓（1880—1979）、江苏嘉定的潘行庸（1886—1961）、吴县的支慈庵（1904—1974）、苏州的杨云康（1906—1959）、盛丙云（1909—1968）、常州的徐素白（1909—1976）、苏州的杨子英（1915—1983）、吴江的徐孝穆（1916—1998）、常州的白士凤（1923—1997）等。上述竹人中，除金西厓、潘行庸、杨云康三位外，其余的诸位主要创作高峰期则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人文

　　天生拥有平淡、清气、朴实的特征，其虚心劲节、弯而不屈的品质，历来受到世人特别是文人的喜爱。人们将竹比喻为君子。宋代苏东坡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句，体现了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竹子所具品格的向往与追求。这一向往与追求，伴随着竹刻艺术创始与发展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