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八九十年代语言学界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概念表达与方位词关系的角度对方位词的形式和意义做出了一些新的阐释，不过，这种阐释还主要集中在方位词表示时空概念这两种表义功能上，对方位词的其它表义功能尚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认知”本身是抽象的、主观的，因此，认知语言学的解释也有一定的主观化倾向。因此，目前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对方位词进行系统的研究还要慎重。

　　第二，从文化内涵来研究方位词的材料也不多。 除了一些方位词溯源的论著中有少量提及外，目前见到的专篇论文有张德鑫《方位词的文化考察》[8]、周前方《方位称谓词的语言文化分析》、蔡培桂《说“东”——谈谈“殷人东渡美洲的问题”》、李启文《论古人是如何看待方位的》、范庆华《“东、西、南、北”及其文化内涵》等5篇。

　　其中张文从古代方位词的多种表达形式、方位词的文化象征、文化色彩等方面对方位词的文化内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周文则选取有方位语素的称谓词作为研究对象，对方位语素应用于这类称谓词的文化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蔡文则将“东”的起源与移民史联系起来，提出了“‘东’字字形的起源与殷人东渡美洲有直接关系”的独到论断；李文将方位概念的产生及其所指与古人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宇宙观联系起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探究出方位概念产生的文化根源。范文从“东、西、南、北”四方组合的顺序、四方的词义、词义演变、词语运用等方面探究出中国的某些社会制度和习俗。这些文章都注重将方位词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底蕴联系起来，有不少新的发现。不过，这样的研究比起方位词的形式研究来说，数量显然还是偏少。所以，如何更进一步研究方位词的文化内涵、方位词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应该是今后方位词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

　　从研究方法来看，方位词的个体研究较多，方位词的比较研究较少。50年来，单个方位词的研究不在少数，现代汉语内部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注：目前见到的有：罗日新《“里、中、内”辨义》；［日本］高桥弥守彦《是用“上”还是用“里”》；郭振华《方位词“内”和“里”》；邓永红《“在X下”格式及与“在X上”之比较》。）、古代汉语方位词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普通话方位词与方言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方言间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汉语与英语以及其它外国语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都不多（注：目前见到的有陈满华《从外国学生的病句看方位词的用法》。）。

　　“比较”一直是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对于“比较”的重要性，不少语言大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如吕叔湘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9]中指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李荣在《关于语言研究的几个问题》指出：“比较是研究词汇的好办法。”

　　同时，语言学界运用比较的方法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李如龙在《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未刊稿）中，就提出“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起家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法学界也注重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与古代、近代汉语的比较研究，如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等，尤其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邢福义明确提出“普（现代汉语共同语）——方（现代汉语方言）——古（古代、近代汉语）”“大三角”的研究方法，使语法学的研究“越来越接触到汉语语法特点的本质”[10]。

　　尽管语言学界运用比较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就方言学来说，“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还没有认真进行”（李如龙《论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世纪之交谈汉语方言学》，未刊稿），方言方位词与普通话方位词的比较研究、不同方言的方位词的比较研究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相应的成果也不多，因此，方位词的比较研究也是今后方位词研究的一个重点。